此外，《长城》在展现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部分突出体现为以中国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当中国的“大片时代”尚未来临之时，迪士尼以《花木兰》成功创造了第8位迪士尼公主，这个单眼皮、瓜子脸、皮肤略黑的女性从影片伊始就在“光宗耀祖”和“自我实现”之间挣扎徘徊，最终从行动上完成了二者的结合，在拯救了帝王之后带着代表主流认可的天子剑回到了故乡；但从主观层面上，《花木兰》中的木兰公主最终将自己的冒险归因于后者——在这里，“美国梦”的基本含义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该片也因此被当时的评论认为是“利用”甚至“侵犯”了中国文化[5]。然而在《长城》中，有关信任（trust）的集体主义被置于与雇佣兵的个人英雄主义相对的位置。
2016年7月，《长城》在中国公布首支预告片。在这支1分29秒的预告片中，旁白以马特·达蒙所饰演的欧洲雇佣兵威廉的视角讲述了他面前这支军队（无影禁军）及所处的战争的独特性——这是“一场真正值得的战争”，从而进行了价值观上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为谋生而努力与为人类命运而努力之间的比较与评判。与华丽颜色盔甲不相称的面无表情的中国士兵同西方世界前来的雇佣兵一起组成了人类与饕餮之间的“长城”，以中国集体主义的观点构建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三、从“中国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09年，张颐武将“中国梦”主题在中国电影六十年历程中贯串的主题解读为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及“英雄”与“凡人”同一的进程，是中国人逐渐富强起来的真正体现[6]。8年过去，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迅猛发展，商业电影和艺术片创作蒸蒸日上。在中国电影“中国梦”展示中，呈现出一种从“中国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接，以探讨中国电影对全世界的共同价值。
“中国梦”若具有共同价值，则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梦，这一点在以往中国艺术电影的国际传播中已得到验证[7]。正如“美国电影”不能等价于“好莱坞电影”，《长城》的出现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另一种“走出去”的可能性。长久以来，中国电影大多在“民族电影”的语境中或发展或徘徊。民族电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叙述结构和美学构造都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国民族电影自觉地生发出了较高的语境，它要求观众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了解，能够解读角色故事化了的行为动机背后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但国际化的电影可以在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之外，利用高概念低语境、高特效低叙事、高工业化低艺术性的表达方式，找到打通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体系与国际通行的电影艺术表达方式之间的桥梁。
当彰显个人英雄主义的《战狼Ⅱ》攀登上中国票房最高峰的同时，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中植入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长城》同样起到了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担当不仅可以由民族电影来承担；在文化主体性上让步、却在价值观上走得更远的国际化影片通过在电影工业中的精准定位，同样为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从这个角度说，《长城》以“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打破了数年来美国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国际化影片价值垄断；影片对于中国集体主义、相互信任等观念的呈现高于相当多“中国制造”的电影。
长久以来，电影工业水平较为落后的中国电影将电影的商业化简单地等同于好莱坞化，在引进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对中国电影自身的叙述逻辑和价值观加以盲目改造。而如《长城》这种展现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国际化电影完善了中国电影自身的产业结构，并力图增加中国电影产业的地缘优势，在力图打破“中国大片=烂片”的自我窠臼的同时为国际电影市场提供多元文化和价值。
由此观之，《长城》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中国国别电影和纯粹资本人员合拍片以外的可能性，借助好莱坞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化电影平台；同时借由此影片，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世界前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化解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和忧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1] 以BoxOfficeMojo统计，《长城》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而影片制作成本至少1.5亿美元；以国际宣发惯例计算，《长城》赔本不可避免。
[2] 范志忠、张佳佳：《冲突与融合：后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电影文本》，载《当代电影》，2017（2）。
[3] 李道新：《从“亚洲电影”到“亚洲的电影”》，载《文艺研究》，2009（3）。
[4] [美]泰勒·考恩：《有关“全球电影”的观点》，转引自泰勒·考恩：《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王志毅译，1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 马华：《动画创作中“中国风”的“变”与“不变”——〈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给中国动画创作的启示》，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3）。
[6] 张颐武：《“中国梦”：想象的构建新的认同——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7] 陈熙禾、刘吉元：《中国梦和当下中国电影创作》，载《电影艺术》，2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