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卿
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
众所周知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焦点透视，后者是建立在几何学、光学、解剖学基础上的。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绘画理论中的透视也并非那样随性，而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如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中直接引入“自然之数”“逆来顺往”的观念：“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吴道子采取了新的观照方式，研理摹形不拘旧法，于生动豪放的笔触中得自然之理。苏轼发现了这一点，并给予深刻的理论概括，苏轼所说的“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就是指对物象进行立体的观察和表现——深得物理且能精妙入神。苏轼认为，道子画人物“以灯取影”，区别于原原本本的模拟，是“旁见侧出”的，而之所以有此艺术效果的原因就在于“逆来顺往”，这是对画家视角变化、勘测光影过程的哲理性概括。吴道子画法中的透视既不是西方绘画中的定点透视，也不是用“散点透视”一词可以笼统而言的。画家先“逆”求寻求到情理本质、物理本质，然后又“顺”势交错变化，自由地挥洒笔墨，而那些笔画如横、斜、平、直，错综变化，不出阴阳之道，总得自然之数，在自然之数中超越到入神的艺术境界。这一过程中，笔法纵横与画家的勘测物理、至于性命是统一在一起的，用笔的自然法度与画家的情性自由是统一在一起的。
《国朝院画录》中有一段文字论及焦秉贞的画法与天文、数理之关系：“康熙己巳春，偶临董其昌《池上篇》，命钦天监五官焦秉贞取其诗中画意。古人尝赞画者，曰落笔成蝇，曰寸人豆马，曰画家四圣，曰虎头三绝，往往不已。焦秉贞素按七政之躔度五形之远近，所以危峰叠嶂中，分咫尺之万里，岂止于手握双笔，故书而记之。臣敬谨按：海西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影之所著，而设色分浓淡明暗焉。故远视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灿布于寸缣尺褚之中。秉贞职守灵台，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圣祖之奖其丹青，正以奖其数理也。”
供职钦天监的焦秉贞以天文历法中的数理入画，同时又取西法而变通，以数理为中西会同点。天文历法中的测算与数学、几何、光学不尽相同，“职守灵台，深明测算”是对焦秉贞本职的准确概括。钦天监官员一方面观察天象，一方面进行测算，不仅计算天象运动的轨迹，测量季节、时令等时间，而且占验上天通过天象显示的吉凶。天文即是天象，属于占验之学，历法即是推步，是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进行计算，天文和历法是密切不分的。历法计算的基础就是星象的运动轨迹，星象的运动又与人文有关。焦氏所谓“以七政之躔度五形之远近”就是以天文推步方法来确立事物间距、本身大小及其象征意义，因为推步与星象的测算关乎自然物理，也与人文有关。画像是实录，也是象征，既忠实于实物，也渗透意蕴，那么，天文与推步引入画学也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