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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近十年的学术研究中非常关注和重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保护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等问题。他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赎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文化自觉包含丰富的内容，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做到真正的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自觉的首要因素是“自知之明”，除了“自知之明”外，文化自觉还要求要有民族责任心，在看到本民族与异民族文化相区别的同时，能够认识并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他认为“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念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它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2]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事业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框架之内，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认定标准较模糊，所以各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实际困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措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可分为指定（Designate）制度、登录（Register/List）制度、指定制度+登录制度三种形式，欧美等国多采用登录制度或指定制度+登录制度。
在日本，称文化遗产为“文化财”。主管部门是文部省下属的文化厅，下设文化财保护部传统文化课以及文化政策部。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根据当时日本社会急剧西化的状况制定了《古器旧物保存法》。
日本的文化遗产总体上可以分为国家指定文化遗产、县指定文化遗产和市町指定文化遗产。这三大类文化遗产的指定、选定、登录都是由日本文化厅长官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