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华
大国文化具有的悠久、厚重、经典、开放见长，漫长历史和地方差异性的特点，导致其文化的生成、聚合和演变充满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样貌，也成为其国家更迭延续而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其文化生命总是富有再生力的缘由。相较于大国文化的地理标识，诸如黄河、长江、泰山、三峡等的孕育意义，相较于大国文化的历史遗存，诸如黄帝陵、故宫、四书五经、李白、杜甫及女娲补天传说等的知识传承价值，中国影视以跨越性、整合性、直观性和主体性，立足于当代，脚踏实地地致力于大国文化的传承、再生和融合传播，以镜头画面这一“世界语”，生动有趣地讲述着中国大地的奇伟、中国典籍的博大精深及中国生活、中国习俗的独特，借助饶有趣味的历史现实故事，甚或植根于民族个性、地方偏好的艺术想象，直接或间接地勾勒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志趣和情怀。试问还有什么方式，在全球传播的大时代，比影视更直观、更有力呢？在21世纪读图时代、信息社会，网络生活中，一国文化越来越与“眼见为实”“内圣外王”“头悬梁锥刺股”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相去甚远，传播成为一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和基点，甚至是文化生存的起点和基点。而视觉传播，是当代最深刻、最广泛、最透彻、最具张力的传播，也是大国文化延续、重构和世界性弥散的得力助手。于此，中国影视应当在独特的文明史关口，在重要的文化使命面前，利剑出鞘，成为大国文化的重器。
何以如此？
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而言，它其实不仅是传播，更是立足于当代的选择、建构和润泽，因为大国文化的扩张不是大国自身的喜好，而是人类文明传承、人类根本价值的一种延续，人类进步意识的物象和精神的落实，任何一点不当都将贻害子孙，改变整个人和人类社会的命运。故而，大国文化的传播和重构，是一件极其严肃、面向历史和未来的把握。正是这种严正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使得大国文化重器的言说、命名，变得格外凝重。
图书、杂志、报纸等纸媒延续民族文脉，曾经是中国百姓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要信息介质，文字代表了概念、文字形象和信息想象，而在当下全球范围，视频和图文深刻改写广大公众信息接收、存储和传输方式的情况下，纸媒的局促、狭窄、僵硬、地方性、阶段性、滞后性变得十分突出，确实不是大国文化合适的主体承载者。来势汹汹的移动互联网潮，把超过7.5亿国人变成了网民，移动客户端也确实让文化的浏览和消费及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传递前所未有的方便和轻松。特别是网络利用文化的碎片化、娱乐化和交互性，使文化成为日常生活中可操控的消费品，这使网络空间成为当代文化最喧闹、最活跃也最具产业功能的区域，吸引了大量人群流连忘返。网络媒介在当代科技推动下迅速崛起，并占据一国文化重建和传播的半壁江山，形成对传媒历史和现实的“血洗”，这诚然是事实，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不是“真理事实”。网络作为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度和在文化负载中的占有率、有效性，是不对等、不匹配的，因为网络世界是以商业、娱乐、消费为特征，并未以文化重建和扩张为使命，而大量浮面、粗浅和任性的文化传递并不具有品质和高度，现代网络文化产品特别是具有深厚人文积淀的文化产品，构型尚需时日，在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上，相当多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只有物化、商品化，才具有意义，由此导致文化成为金钱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