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nes：我是个不支持“作者理论”的批评家、理论家，因为我认为电影是一部工业作品，比如《归来》的摄影师非常重要、《红高粱》的原著是影片成功的基础，我把电影制作看作是多种贡献的组合。从画画、文学作品、诗歌中评价个体艺术家的价值是非常理想主义，也很西方的，我不知道它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但是很难把一部电影归功于一个人。张艺谋只是电影制作中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把导演看作是读解作品的一种方式。从他的电影中可以了解这个导演，我们尽量不去看传记，从1987年至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和风格的变迁。
李：从艺术片到商业片，您认为他的作品成功吗？您是怎么判断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
Gaines：我并不认为票房就意味着成功，虽然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口碑和人际传播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批判理论家，我从不说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而是看它是否是引人注目的，是否有一个较高的水准，是否将观众吸引到一个象征的世界中去，是否进入了电影营造的另一个故事空间，观影后能给观众留下什么样的体验？对观众来说最难得的体验，是观影结束后还徘徊在电影营造的氛围中，产生一些思考和情感共鸣。
李：您怎么评价《长城》这部商业大片？
Gaines：观众会从剧本、明星、CGI（Computer-generatedimagery，电脑三维动画合成）制作的角度评论这部电影，我会谈论这些，但我更关注CGI在影片中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在影片中错误地运用了CGI的比重，那么它将成为一部视频游戏，比如《长城》。影片中CGI对塑造怪兽形象贡献很大，因为它是虚构形象，而影片的叙事围绕着怪兽。说起叙事，影片存在一个叙事问题，基于我对悬念的定义，悬念指引着观众跟着影片走，如果叙事不完整或者过多，观众都会觉得不够好。如果在叙事上缺少连续性或者缺少矛盾爆发点，观众会有被欺骗的感觉。所以《长城》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爆发点来得太晚了，影片一直在关心国王会不会得救，但是观众并不关心国王，我想这不仅是对美国观众，对中国观众而言也是，片中的国王只是一个恐慌的小男孩。在影片中国王受难出现的太晚了，应该在片头出现，预示国家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再进入叙事。所以影片在悬念制造方面有一些欠缺，救援带来的冲击性不够强。另一个问题是，通常在情景剧中，获救的是女性角色，但在影片中，这是一个有趣的反转，女将军作为拯救者的身份，但是为什么她一开始就是一位拯救者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晰。我想影片可以更好地运用爱情的浪漫元素，让感情成为救援背后的推手，林将军因为爱情的驱使而要完成救援看起来更为合理。在影片的最后，她说为了攻克饕餮付出了她的一生，我想为了爱情要比为为了救全人类要更有说服力。还有一个问题，怪兽象征着什么，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强大？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我想如果把饕餮当作是气候问题的象征，更加关注生态的话会不会更好？因为影片中并没有交代饕餮为何产生？有趣的是设定饕餮每六十年会变得更强壮，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态指向，随着环境变化他们像细菌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如果不阻止其蔓延会变得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这些都是剧本创作过程中的背景交代问题。
李：除了叙事问题，您觉得人物形象上是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