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七首名义上是翻译中国唐诗，实际上没有反映出原诗的内涵，它抒发的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世纪末”情绪。马勒所处环境和身世以及写诗前后的具体遭遇（丧女，与宫廷剧院发生摩擦，健康恶化）使他与这些散发着“世纪末”情绪的所谓“中国唐诗”的“译诗”发生共鸣，是很自然的。他的音乐比起他利用的《中国之笛》中的七首译诗，在艺术技巧上和抒发的感情强度上要高明得多。马勒在他《大地之歌》的音乐中所表达的不单是他个人的感情，他表达了他所处时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巨大的思想苦闷和精神失落，他们无他路可走，只能去迎接死亡。[22]这也是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对行将到来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感。因此作品表达的主题在西方知识分子圈中具有普遍意义。马勒在《大地之歌》末乐章的尾声里对憧憬的天国也露出一线希望，但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希望。
三、音乐特点
马勒称《大地之歌》是一个“交响曲”[23]，这是名副其实的。它像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以及马勒自己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八交响曲一样，是一部有人声参与的交响曲。在这里，人声虽然是这部交响曲的内涵上起着主导作用的七首诗歌的载体，但它有别于人声在歌剧里的咏叹调或用管弦乐协奏的艺术歌曲的主体地位，人声是被作曲家用来与器乐形成乐曲的交响织体的组成部分。这可以明显地从乐曲中听出。这是他从瓦格纳那里学的，瓦格纳则是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学的。
这个交响曲反常地从传统的四乐章改为六乐章的套曲。但也有音乐学家用老框框来套这个交响曲，他们把第三、第四、第五乐章合起来看成是一个谐谑曲，这样便成了一个传统的四乐章交响曲。但它事实上是一部反传统的交响曲，第一乐章（“尘世忧愁的饮酒歌”，原诗：李白的《悲歌行》）便抛弃了传统的“奏鸣曲式”，代之以“叠歌”（德文：Kehrreim，英文：Refrain），也可译为“副歌”的形式，其中三次重复出现的“叠句”便是把李白原诗“悲来乎，悲来乎！”的感叹，改为“生着和死着一样黑暗，一片黑暗！”的一行绝望的诗句。为了强化情绪，使听众愈来愈激动，马勒让这个“叠句”每次出现时，都比前一句升高一个半音。
第六乐章（《告别》）是《大地之歌》主题思想—死亡—的落脚点。这个乐章占全曲篇幅的一半，时间占30分钟以上。这是一个奇特的乐章，因为它既有叙事性，又有抒情性，又有戏剧性。乐章用的人声，是以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两首诗的所谓“译诗”[24]合成。作曲家为了适应贝特克散文化的“译诗”，把音乐写成宣叙调风格，它随着语言表达的情绪变化而自由起伏。这是一种不遵循任何既定曲式的即兴式作曲方法。但虽然如此，音乐听起来并没有杂乱松散的感觉。这是因为这个乐章里的新主题的动机材料是取之于第一乐章圆号吹奏的那个开门主题中的音乐因素，并在旋律即兴式的流动中不断地回归到旧动机因素组成的新主题上来（可以说是一种不规则的回旋曲）。马勒采取这个办法不仅使这个大篇幅乐章给人以统一感，避免了冗长拖沓的感觉，而且使这个乐章与整个交响曲也协调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