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的，当时杨先生和我商量，他说学德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他希望我留下来协助他从事德语教学。于是，从1948年起，我开始在清华大学给杨业治先生做助教。当时做助教就像个学徒一样，不是你刚留校就马上可以上课。现在好像研究生都可以上课教德语，这一点我是绝对反对的，一个研究生要上课的话，必须有教师来指导；几个研究生在一起集体备课，共同讨论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做学徒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每天跟着杨先生一起去上课，杨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坐在第一排，帮着他擦黑板，收作业，改作业。同时听他上课，那些课本来我都听过，已经耳熟能详。后来有一次，杨先生生了病，他便让我给他代课，我当时真的不敢登台教课，战战兢兢地问他能否另外找人。他便鼓励我。后来我就慢慢地进入了教学状态。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便和杨先生一起到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算起来我一共在清华教了四年德语。
问：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
答：外语学习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不是看你知道了多少，而是一个你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学德语并不是看你对德语语法规则有多么熟悉，认得的单词有多少个。这绝对不是一只手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单词，另一只手从另一只口袋里抓出几条死背的语法规则，然后按着规则把单词一装就是德语了。相反，语言是活生生的，所以我看到校外一些关于外语教学的广告，什么“疯狂英语”之类的，我觉得那是无稽之谈。
我在西方语言文学系当过系副主任，之所以让我当，可能因为我到国外喝了一点洋墨水吧！那时系主任是冯至先生，他自己的写作工作很重，社会活动较多，他需要我协助他的系务工作，让我负责的就是教学工作，这件事我管了十几年。我经常组织教学经验交流，听课，检查教学质量。我觉得，虽然目前在外国语学院里各个专业都独立成系了，还是应该加强互相的教学经验交流。在外语教学法上，我们尝试过很多。外语的方法论（Methodik）是一门学问，可以说，学外语和教外语本身就是一个方法问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教了那么多年的外语，搞了那么多的教改，我们的外语系科拥有那么多的全国第一流的有经验有学问的老师。他们创造的方法和经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随便否定的。
那时我看过很多国外关于教学法的书籍，比如关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巴甫洛夫不仅研究了动物的条件反射，而且还探讨了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提出了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的概念，首次说明语词对人类的条件刺激作用。每个人的母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外语学习就是要把对外语的反应变成一种类似母语的条件反射，也就是建立“第二信号系统”问题。后来我们又抛弃了由这种理论导出的外语和母语对比的翻译法，采取了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的结构主义的描述法，撇开母语使用所学外语的句型模仿来教外语，此外我们还根据教学实践创造了“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等方法来教外语，编教材。所以北大的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学方法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把我们的教师自己创造的成绩和成果，在现在盛行的实用主义大潮中白白地抛弃了。这是我对现在外语学院各级教学领导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