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在嘉陵江畔合川的一所中学上学，最喜欢的课是音乐课。音乐课每周一次，在下午上课，我每周都盼望着这天下午快快地到来。我最喜欢的老师是音乐老师罗松柏先生。他是湖南人，他教课时用湖南口音通过共鸣腔说话，声音很大，今天犹在我耳边震响。他教音乐不仅上课认真，而且在课外热心组织各种音乐活动。这些活动我都参加。有一天他在他自己的一架摇发条的留声机上用竹针（抗战时买不到钢针）放送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从此以后，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不可磨灭的贝多芬崇高的形象。
这首交响曲让我感受到音乐这种艺术具有影响人类心灵的巨大力量。我立志要从事这样的工作，于是我在中学毕业后上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的音乐学府。
但事与愿违，由于我急于提高我的钢琴水平，以能早日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在深夜加班练琴，触犯了校规并被剥夺了练琴权利，气愤之下休学离开了音乐院，去滇西服役，为那时的盟军—美军军官做翻译。
后来我转入昆明西南联大学外国文学，然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心里总抱着有朝一日再回青木关复学、继续实现学习我所热爱的贝多芬音乐的愿望。但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我进了西南联大后，那里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的学术风气吸引了我，后来我被卷入昆明的“一二·一”反内战学生运动，目睹同学被国民党特务军警惨杀，我就不忍心离开患难与共的西南联大的同学了。
我离开了国立音乐院，并没有离开过音乐活动。大学时代，我一直在与学生运动相结合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当合唱指挥；我也没有离开贝多芬，在昆明西南联大和后来北平的清华大学，只要听说哪儿放贝多芬的音乐，我必定设法前去聆听；甚至在“一二·一”反内战学生运动中，受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影响，我写出了死难烈士的“送葬歌”，这个歌，至今在昆明青少年中传唱。后来我自己有了一架别人送的破旧的手摇留声机，有着借来的一些唱片。一套克莱斯勒（Kreisler）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快转唱片，不知道被我听了多少遍，我很早就可以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
当我上到大学二年级必须选修第二外语时，同班同学都选了法语，唯独我选了德语。因为贝多芬这位大音乐家是德国人，德语是他的母语。自然而然，这位伟大音乐家的祖国使我向往。新中国成立前，去德国对我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梦实现了。我被北大派往民主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在莱比锡我学的是文学，但心里放着的是音乐和贝多芬，在那里我不放过任何机会听音乐，并探寻贝多芬的足迹。
莱比锡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但在那里是找不到多少贝多芬的足迹的。贝多芬只在26岁的时候去柏林作旅行演出时路过莱比锡。历史上没有贝多芬在莱比锡举办音乐会的记录，也没有他与当地音乐家交往的记载。莱比锡有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叫做“布赖特科普夫和哈尔特尔”（Breitkopf & H?rtel）的音乐出版社。这是贝多芬生前出版作品最多的出版社之一，第一版的贝多芬作品全集也是那里出版的。我们可以读到贝多芬与这个出版社当时的老板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通信。此外，莱比锡在贝多芬在世的时候，有过一份叫“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MusikalischeZeitung）的报纸，它经常追踪这位作曲家作品的演出，并刊登评论。但那是19世纪初的事情，这份报纸现在只能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