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欢乐颂》写于1785年夏天。次年这首诗发表在他自编的杂志《塔莉娅》[1]第二期上。诗人写这首长诗的直接缘起是受到了与克尔纳友情的激发。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圈子连席勒在内共有五人，他们自称为“神圣的五人”。这诗写出后克尔纳为它谱了曲，成为他们的团契歌（Bundeslied）。
席勒自从写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控诉封建暴虐的剧本《强盗》（1780年）以后，受到了符腾堡小暴君卡尔·尤根[2]公爵的迫害。1782年他潜逃到曼海姆城，想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从事创作。然而他在那里的处境并不好。虽然他的两个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在曼海姆民族剧院等处演出取得极大成功，但他却负债累累，到处碰壁。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从莱比锡的来信（1784年），这封信向席勒讲了许多充满真挚感情的话，向他表示钦佩和钦慕，使席勒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写信人就是克尔纳[3]，席勒接受了邀请于1785年春投奔到莱比锡克尔纳那里。随后又跟克尔纳移居到德累斯顿。他生活在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圈子里。受到了这些朋友对他在物质上和事业上的赞助、精神上的鼓励，使他感到友谊的无限温暖和生活的无限美好。于是在他在紧张创作修改他第四个名剧《唐卡洛斯》的同时，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长诗《欢乐颂》（AndieFreude）。那时席勒26岁。
我们可以从这首长诗里指出多处（例如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说明席勒对以克尔纳为首的朋友们的友谊的热烈赞颂。但是这首诗的意思远不止此，席勒在这首诗里歌颂的是那时正在觉醒并走向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席勒这首诗的主旨是：“一切人们都结成兄弟。”他在这首诗里号召：“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他在这首诗里主张：“和全世界实行和解！”。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还写出了像响着冲锋号般声音的诗句：“弟兄们，快乐地往征途上高歌猛进！像那恒星在瑰丽的太空飞奔，像那英雄为胜利一往无前。”这种人道主义就是普遍的人类之爱。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分阶级、不分敌友、不分善恶的。这种普遍人类之爱的思想在诗里表达得淋漓尽致。恩格斯1885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著作中对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进行了深刻和尖锐的批判。他用讥讽的口吻说：“留下的只是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阶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很明显.这里指的老调子就是一百年前席勒写的这首长诗《欢乐颂》。恩格斯对鼓吹“普遍人类之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必要的。因为自1848年开始。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就已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1871年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尝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觉醒着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容许它来调和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时候也还要记得两点：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评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4]。第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等情况下，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但是，在我国，却有人因为席勒的《欢乐颂》歌颂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将其说成是反动的作品，而且还株连到为它谱写了乐曲的贝多芬，说贝多芬是反动的，《第九交响曲》是反动的，进而株连到1959年中央乐团的演出，因演出了《第九交响曲》，所以演出也是反动的。现在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反动的不是席勒和他的《欢乐颂》、贝多芬和他的《第九交响曲》，反动的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形而上学其为害之烈可与公元前5世纪汪达尔人毁灭罗马文化的程度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