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知道罗曼·罗兰是一个懂得贝多芬的文学家，但不大知道他是一个对贝多芬深有研究的音乐专家。他那著名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是以贝多芬的青少年时代做模版的；他那本介绍贝多芬的天才和他不向厄运低头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小书《贝多芬传》至今还在我国广为流传。他除了用小说和传记文学介绍贝多芬外，还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研究贝多芬的多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 époquescreatrices），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先生的译本《歌德与贝多芬》正是这部专著的组成部分。罗曼·罗兰在写作这部研究贝多芬专著的过程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贝多芬与歌德关系的材料，他用这些材料先后写了五篇论文，汇集成册，便是《歌德与贝多芬》。这本书实际上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歌德如何和为何不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贝多芬是德国古典音乐的代表，前者竟然不能接受后者。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了说明歌德对贝多芬音乐的态度，罗曼·罗兰追溯了歌德与贝多芬彼此间的认识过程和交往关系，追溯了他们在女作家贝蒂娜的推动下，于1812年7月15日在疗养地特普利茨的会面，还提到了那个有名的故事：两人一同散步，遇见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贝多芬昂首阔步继续前行；歌德则伫立道旁，鞠躬如也，事后受到贝多芬一顿教训。这故事反映了贝多芬强烈的市民阶级意识，也反映了歌德的被恩格斯称之为“德意志鄙俗气”的屈从。特普利茨会面并没有促进这两位艺术巨匠间的友谊和了解，相反，歌德对贝多芬和他的音乐采取了冷淡和保留的态度。其中登峰造极的例子，便是贝多芬晚年处于贫病交加情况下写信向歌德求救，望他促成魏玛公爵预订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庄严弥撒》以换取稿费，而得不到歌德的答复。
读到这些材料，人们常对贝多芬产生同情，对歌德感到厌恶。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贝多芬鄙视歌德，而歌德不把贝多芬放在眼里，那又不符合事实了。
事实是，贝多芬一生崇敬歌德，在歌德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有分量的音乐家。
贝多芬在童年时代便是歌德的仰慕者，在他心中，歌德很早就取代了当时德国有口皆碑的大诗人克洛卜施托克[1]的地位。他说，“克洛卜施托克常常想到死，这迟早要来的！……至于歌德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这反映了贝多芬对歌德深刻的理解，也反映了这位音乐大师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艺术观。贝多芬还看出歌德创造的高度艺术性；他说，在歌德的诗篇中，语言“组成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灵的手造成的宫殿一样，它本身已经具有和谐的秘诀了”。他为这种高度的艺术性所吸引，为歌德的诗篇去谱写音乐；谱写出来的歌曲，其音乐和诗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像“灵魂与肉体融为一体”（罗曼·罗兰语）。就在两人会面那年的年初，贝多芬为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谱写了舞台配乐，并让人把他的总谱献到剧作者手中。有些文学史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贝多芬的配乐拯救了歌德的原作，因为这个剧本自1791年魏玛首演以后，一直按照被席勒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本子上演，只是由于人们要求同时听贝多芬的音乐，这剧作才得以恢复原貌上演。贝多芬的配乐是根据歌德的原作写的。
诚然，贝多芬看不惯歌德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的表现，他对歌德当面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件事未曾影响他对歌德的崇敬。人们在他晚年全聋时用的谈话册中发现，他不许别人用轻蔑的口吻谈论歌德；1822年他对人表示：为了歌德，他情愿“牺牲十次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