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复杂的理论，在当代社会学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第一，早期的贵族主义观点。
早期的大众社会论者主要是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对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人和大众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感到恐惧和危机，并站在贵族主义立场上对这种现状进行批判。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政治家托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制》一书中，认为大革命后的法国正在不断把人加以物质化，大批不顾正义只求功利，将信仰与知识隔离、道德与幸福分断的人们纷纷登场，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主制度的危机。19世纪末，另一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则用它的群集理论来描述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行为，认为他们是一群受到暗示和感染机制支配，无视理性和法律的“暴徒”，如果这种非合理性人群成为政治支配力量，则必然使迄今由少数贵族阶层所创造的文明遭到破坏。进入20世纪后，基于贵族立场的大众社会论者主要是西班牙的奥特伽，他在1930年出版的《大众的造反》一书中认为，工业革命和大众传播造成了一种缺乏历史感、自我意识和义务意识，只有强烈的欲望和权利意识的平庸者的集合体——大众，而大众的崛起将会导致对“有理性”、“有创造力”的少数社会精英的压迫，从而引起道德的颓废和国家的没落。早期的大众社会论充满了正在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贵族阶级对崛起的大众的仇视心理和偏见，其观点并无可取之处。
第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众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开始脱离贵族主义立场，并成为批判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的武器，其代表人物是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
与早期的大众社会论者一样，曼海姆等同样把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化，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平权化、民主化以及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看做大众社会产生的基础，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大不相同。曼海姆认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具有功能合理性，而现代官僚组织则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功能合理性的社会形态。但是，功能合理性却大大压抑和剥夺了一般个人的思考能力和责任能力，并把这些活动托付给少数居领导地位的精英人物。功能合理性的结果反而降低了一般大众的“本质合理性”，扩大了大众与精英人物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使一般大众越来越陷入异化感、不安全感和绝望感的笼罩之中，容易引起他们情绪上的躁动。另一方面，由于“民主化”赋予了一般大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权利，而大众传播又为权力精英提供了操纵大众的手段，如果大众情绪受到别有用心的精英集团的利用，就会引发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大众行动。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就具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子化的、不定形的大众存在是法西斯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法西斯势力破坏了所有中间群体，使人们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大众人”，并通过暴力强制和宣传动员加以操纵，使他们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支持者。
这个时期的大众社会理论，主要着眼于产业化和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制的内在矛盾，分析大众的“异化”及其社会结果，并试图说明法西斯体制出现的社会原因。
第三，战后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也出现了一批大众社会论者，著名的有查尔斯、李斯曼、孔豪瑟等人，他们的目的在于考察美国当代的各种社会病理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