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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针对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早川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区分语言的性质，有的放矢地制定对策。他认为，语言有报告、推论和判断三种不同的类型。“报告”指可被证实的表述，大体相当于报道、消息。“推论”指基于已知对未知的表述。“判断”则指对某事、某物、某人的评价。举例来说，“她10年来为希望工程捐款20万元”是报道，“她富有爱心”是推论，“她真伟大”是评价。其结论是，“报告”应大力提倡，“推论”尤其是“判断”应格外小心、谨慎。

这就涉及对“客观性新闻”的看法了，它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一个极为重要，但争议又较大的话题。很多人对此进行了研究。有人捍卫，称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虽难以实现，但应是新闻专业训练坚持的目标与方向；有人批评，主张新闻报道者应承担社会责任，“将事实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前后背景中”，不做“无聊的看客”。

总而言之，尽管绝对的客观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传媒工作者，应尽可能地贯彻客观报道原则，避免轻率的推论和判断。

（张国良）

3.媒介内容有哪些类型，如何加以分析？

作为承载于各种符号之中的信息，传播内容是传者与受者进行意义协商的平台。大众传媒是社会生活最敏感的传感器，各种类型的媒介日夜不停地生产出各种类型的媒介产品，它们互为话语，描述社会现实状况，因此媒介的内容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信息满足功能和叙事策略的不同，大众传媒的内容可分为多种类型，包括新闻、言论、知识、娱乐等。

从宏观上看，对传播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即把传播看做信息的传递过程，还是意义的产生、传递创造过程？从中又导出内容研究的两大类型。如果说前者是主导类型，那么后者（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等）就是正在崛起的新锐类型。

从微观上看，有一些更为细化的研究。例如，关于传播语言（尤其是视听语言）本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研究；关于媒介内容的规范性研究（涉及暴力、种族、性别的描写方式，媒介的独立与自由，媒介的质量、客观性、真实性与多样化状况等）；关于媒介行为的评价研究及关于媒介如何（或无法）实现规范的研究。

与此相联系，麦奎尔列举了两类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以经验主义为取向，量化地、描述性地探究媒介内容的显明意义，多为主流传播研究者采用；二是文本结构分析法，质化地、阐释性地揭示意义的生产模式与潜藏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内涵，且常常是批判性、解释性地研究，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化研究理论、批评理论的混合物。

但是，这两类方法都存在一个局限，即以外在的意义系统（要么以传者，要么以分析者）为参照。实际上，只从传者的编码、文本的结构、受者的解释这三者中任何一方进行分析，都难免是片面的、抽象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传播学者致力于将媒介内容与更加广阔的社会意义系统相联系，把文本的生产者、分析者、解释者连接起来，展开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有着蓬勃的生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所谓文本，作为一个关键词，它由多种符号与意义系统构成，一指信息本身，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二指读者接触媒介产品时产生的多个意义系统。以文字、声音、图像形式出现的文本，我们能直接观察到，而文本传输的意义在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却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

阐释性的分析方法尤其关注文本的隐含意义，认为组成文本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结构）都会产生意义。社会现实有多种不同的意义系统，传者和受者未必具有相同的意义系统，而且，受众中也有各不相同的阐释群体，每个意义系统都不需要单独阐释。因此，期待意义的稳定性与传受（双方）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