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等人敏锐地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几个国际事件对发展传播模式的挑战，如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污染的厌恶，使之质疑何为发展的理想模式等。他们指出，西方模式假定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个人的特性、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外部，很少认识到外在限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国际贸易条例等。因此，第一代范式把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而未意识到或较少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合作用。为此，他们断言，旧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趋于消逝，至少作为拉美、非洲和亚洲的主要发展模式是如此。他们认为，在考察传播与国家发展时尤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平等；大众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和独立；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的整合。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新的第二代范式。
其实，这一新范式并没有舍弃以往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大众传播有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信念，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从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媒介政策模式。
与此相对，批判学派的研究者则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指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达到某些经济数字，而是为了从总体上满足基本的人类生活需要。但是，早期的发展传播学过于强调发展工业，扩大城市，发展经济，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忽视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其媒介的运动不能照搬西方经验，无论是引进西方的先进传播技术，或进口西方的节目和其他精神产品，都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和国力，不能摒弃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西化”。他们还指出，不能迷信大众传媒的强大效果，媒介必须与传统渠道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本操纵了传播内容，并通过技术交流、贸易、人员培训等活动，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价值观，成为媒介帝国主义或电子殖民主义。依附理论则认为，西方提供的现代化传播技术和设备以及“现代化”的传播内容，实质上是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产物。从西方输入传播的硬件和软件，导致第三世界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依赖和从属地位，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在国内，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意味着财富、知识和信息的两极分化，广大民众不可能与少数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这样的现代化充其量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现代化。
总的来说，批判学派的观点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媒介与国家现代化的复杂关系的认识，其缺陷在于“破”重于“立”，即侧重批判发达国家的媒介体制和发展状况，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发展路径提供切实有力的建设性见解。
第三，新范式的兴起。
自1980年以来，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发展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新的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具体地说，研究者进一步肯定大众传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普遍以多元的立场对待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传播模式。在批判学派的影响下，发展传播学者更加重视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传播的影响，进一步意识到传播无法独立产生效果，从而把传播视为整个发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其整体发展政策、战略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