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较早注意到全球信息流动不平等现象，正如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事业也处于不发达状态，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又反过来阻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同样存在。最需要现代化信息的地方恰恰是传播的稀缺地带。施拉姆指出，消除这种国家和国内信息的不平等、不平衡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施拉姆力求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具体需要，注意避免简单照搬西方的现成模式，值得充分肯定。但今天看来，他的观点毕竟只是发展传播学最初阶段的成果，一些具体设想也不尽切合实际，难以付诸实践。
（3）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
罗杰斯的贡献是使有关发展传播的理论和假设趋于精细和深入。在1962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一书中，罗杰斯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定量化，使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
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并把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看做特殊的传播形态。他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西方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促使传统社会发生变革。因此，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创新和发明的推广过程。
罗杰斯提出了一个以“接触大众媒介”为中心环节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包括五个投入环节、一个中心环节和五个产生环节。投入环节包括读写能力、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年龄、世界主义精神，它们决定一个人是否接触大众传媒；中心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包括订阅报刊、收看电视等；产生环节是接触大众传媒后产生的效果。罗杰斯把接触大众传媒比喻为一种神奇的转换器，只要具备了前五项条件，经其转换，就可神奇地发生后五项成果，实现个人层次上的现代化。
他侧重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研究，但同时注意到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对创新扩散产生的影响强于个人特质的作用。但是，除了落实打消个人特性的社会影响之外，罗杰斯和以前的学者一样，没有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如何促进或阻碍创新传播和国家现代化深入研究。
第二，旧范式的欠缺。
发展传播理论一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理论依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表明，这些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同时也不乏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而制定的政策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和消极效果，不少发展中国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曲折。传播学界开始反思早期的理论，以拉纳、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发展传播理论范式受到质疑和修正。自1970年以来，第一代典范逐渐衰落，第二代理论范式出现。这种状况既是发展传播实践遭遇挫折的反映，也是受到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取向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出现了修正和批判两种观点。对传播与国家发展研究的第一代范式，罗杰斯等学者持修正的观点；席勒和海尔门等人则持批判的观点，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