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通过分析，形成其理论核心，即现代化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的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工业发展以后，人口相对集中，使社会城镇化；城镇化带来教育的普及；教育为大众传播的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使社会成员有能力分享信息资源；在城镇化、教育和大众传播普及的基础上，公众获得政治经济参与的条件和权利，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总是从传统社会趋向现代社会，介乎它们之间的则是过渡社会。
拉纳进一步指出，传统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内在的固定性质，形成了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认为，发展要求社会的个体成员具有新的态度和价值观。而西方社会的现代个性是由历史上出现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造成的，如农民流入城市等。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类似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强调移情概念，即“从别人的境地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种角色的能力”，“传播的策略，必须为建设性活动产生合适的态度环境”，这只有通过“转变人的想象力，给予他高度认同新环境的能力”才能实现。动态的心理产生动态的个体，这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关键性要求。在此前提下，拉纳把转变人的想象力的角色归于传媒，将大众传媒形象地称为发展的“奇妙的放大器”。他提出，应扩张大众媒介，使其提供那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新观念、新习惯、新行为的“线索”。
总的看来，拉纳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故至今仍被视为“传播与发展研究”或“发展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当然，缺点也在所难免。后人的批评和补充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对三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过于粗疏，未能清晰地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传播体系不能自立于其他社会体系；过渡社会则以两种传播体系相分裂（都市以大众传播为主，农村以亲身传播为主）为特征；近代社会当然以大众传播的发达为特征，但无论多么发达，总是两种传播体系并存的双重结构。
他对整个（社会和传播的）互动关系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因此，对具体的传播机制、条件、策略等问题的探讨都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
他只论述了国内的传播要素，而忽视了国外要素的作用。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近代以来，跨国、跨文化传播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意义越来越重大。
他的研究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参照系，从而忽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2）施拉姆的传播发展策略
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从宏观战略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应，以促进现代化。他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第一次具体而全面地阐述了传播与发展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又把发展传播学推进到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对学术界、传播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施拉姆进一步发挥了拉纳关于传播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说，认为传播业的发展是同社会总体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传播与社会的其他部门的相互作用。他反复论证和强调了信息传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强调“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没有准确有效的传播，现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教育和经济基础就不能建立起来”。
从大众传播的三大基本功能（守望、决策和教育）出发，施拉姆指出，媒介可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即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为此，施拉姆具体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方面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若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