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的历史较短，但是也已经走向成熟。它试图采用统计符号，即重要词汇出现的频次的方法，简化题材分类的方法，以加快研究的速度。例如，通过统计“中东”这一词汇出现的次数，并将它们换成褒（+）、贬（-）或中性（0）的符号，人们以此确定被调查的传播媒介对中东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倾向性。但是，由于词汇的多义性，在统计上述词汇出现的次数时有可能出现曲解。因此，要想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可靠的基础。不过，研究者们一般都既用词汇方式，也用短语、句子或段落作为编码单位，以避免误差。
（3）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指的是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即是否能够保证反复测量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而效度指的是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即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解释预先提出的问题。定量研究一般都对研究过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反思。
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具体而言，内容分析可以有以下四项作用。
第一，分析某一传播媒介（或整个大众媒介系统）内容的短期和长期趋势。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就就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中宣传的分析，结果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的趋势是较少诉诸感情，较少说教，而更多地注重报道事实。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种传播媒介对同一问题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对于不同国家的具有类似地位的同类媒介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
第三，用于判明大众传播内容是否符合特定标准，如某项法规；研究传播媒介的传播技巧，即如何将复杂事物加以简化、高度概括等；研究某一方的传播战术，如歪曲事实、对比报道以及不均衡的报道等。
第四，用于了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情况以及观察社会文化、科学材料普及的过程。这种分析可以帮助传播者解决一种特殊信息在传播上的困难以及正确估计能够理解此类信息的受众的类型与数量。
内容分析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科学的、系统性的研究结论，但是对于多义的符号交织成的复杂的传播内容，我们还要使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来做进一步的探究。
第三，文本分析。
传播内容可以被认为是符号化的信息，即讯息，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文本”。约翰·费斯克认为：“这两个术语常常可以交替使用，指由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码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
一般而言，文本指的是具有独立性的某个传播内容，而讯息往往是构成传播内容的最小单位。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讯息常常是“那些属于传播过程学派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工程师”所使用的东西，乃是“被传输的东西”，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文本更多的是“源于符号学或语言学学派，因而隐含着这样的定义——意义生成与交换的核心。于是，一个文本便由一个运行于许多层面的符码网络锁组成，从而能根据读者的社会-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文本是有问题的，需要进行分析的”。
文本分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文本由哪些符号构成？这些符号指代着哪些东西？一个文本如何再现了某个人群、某种观念、某个行为过程？一个文本如何进行叙事，从而讲述了某种二元对立？文本与文本之间如何连接起来？它们如何聚集成一个类型，又如何建立了互文性？
对于文本分析而言，重要的不是进行科学的抽样从而找到能代表整体的样本，而是在某个文本中找到与其他文本共享的结构以及共同生成的意义。
（1）符号分析
文本分析方法对符号的见解，更多的是源于索绪尔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而非皮尔士。索绪尔对符号的剖析强调了其内部结构，即能指和所指；也强调了其外部结构，即纵向聚合与横向组合。对文本进行符号分析，就是要看其中的符号是如何从一系列纵向聚合中被挑选出来，并与其他符号构成一个横向的组合，从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有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