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上述两种观点，在当代传播学研究当中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例如，在目前关于互联网与信息高速公路前景的讨论中的“电子乌托邦”思想以及对传统大众传媒的单向性的批评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我们认为，对任何一种传播媒介社会影响的性质都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幼稚地认为大众传播必然会给人类带来民主和自由，同样也不能简单地断定它必然会导致法西斯专制或独裁。既不能断言它肯定会促进人性和道德的发展，也不能断言它只能导致人性的退化和堕落。归根到底，大众传播是伴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强有力的大型社会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发挥什么性质的影响，关键在于使用和管理它的人以及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和这些制度赋予它的使命。因此，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单纯地讨论大众传播的“善”与“恶”是没有意义的。
（郭庆光）
4.请对大众传播内容研究予以论述
由于大众传播内容的独有特征，尤其是西方大众传播内容在商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某些特质，导致传播学学者对于这些内容产品的分析形成了特定的方向。有些学者在其中寻找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现实被讲述的方式，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另外一些学者则读解其中隐藏的深层次含义和基本的结构，作定性的文本分析。此外，还形成了独特的易读性测量的研究方向。
第一，易读性测量。
既然大众传播强调其内容的大众性和形式的平易性，那么，这个行业便要求探讨这种大众性和平易性如何实现。易读性测量就是通过一种量化的方法，分析以文字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内容（如新闻报道、广告宣传资料、产品使用手册、教科书、合同契约乃至文学作品等）如何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
早在19世纪末，就有研究者开始提出有关易读性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语言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者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力图使用量化的方式来建立公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鲁道夫·弗雷奇所编制的“易读性测量公式”。弗雷奇认为，一份传播内容若能容易为人所理解，最重要的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降低在语言上的难度；另一个是提高内容中的“人情味”。对于前者，他又详细分解为句子难度和词语难度两部分，分别使用“句子中的平均字数”，即句子长度以及“字的平均音节数”来测量。对于后者，他使用“人称词的使用频率”来进行测量。最终，形成了一套流传甚广的易读性测量方法，它包括两个公式和两个查询表格。
易读性公式为：R.E.=206.835-0.846Wl-1.015Sl。其中，R.E.=易读性分数，Wl=每100字的音节数，Sl=每个句子中的平均字数。
最终分数在0100之间，可以从“易读性等级表”中查询其易读等级。
人情味公式为：H.L.=人情味分数，Pw=每100字中的人称词数，Ps=每100句中的人称词数。
最终分数在0100之间，可以通过“人情味等级表”查询其人情味等级。
在弗雷奇公式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又进行了改进和改造，或者使其更精确和方便，或者使用电脑技术使其更容易操作。也有学者针对广播提出了“易听法测量”。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测量方式，如泰勒的“完形填空法”等。
最值得传播学学者们注意的是，这套量化的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当代的大众传播业。许多易读性测量的研究者对包括报纸在内的大量大众传播内容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当代的新闻难以读懂。同时，这些研究者也常常被邀请担任通讯社、报社等大众传播业的顾问，他们为之提出的建议就是：使用提高易读性的做法，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被人读懂，从而和电视等媒介进行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