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指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的传播学学者是日本的滕竹晓。1968年，他在李普曼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大众传播与现代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大众传播具有形成信息环境的力量，并通过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来制约人的行为，这是大众传播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机制。大众传播是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统，但这种控制的性质和方向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机制和条件。
（郭庆光）
3.论述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大众传播作为近代以来的重大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对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很久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西方早期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另一种是“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这两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当中。
早期的乐观主义观点以美国政治学家J·布莱士为代表。他认为，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舆论的发展和形成可以分为历史和现实两个过程。从历史过程来看，舆论经过了被动地忍受权威支配和统治的阶段，正在迎来舆论自身成为统治力量的时代。从显示过程来看，围绕社会公共事件的舆论的形成，大体要经历四个阶段：（1）基于情绪和期待的印象形成阶段；（2）单纯地交换或获取信息的消极传播阶段；（3）通过讨论和争论而使舆论得到组织化的积极传播阶段；（4）形成最终合意和付诸行动的阶段。因此，现实的舆论是一个由分散的、具有情绪性和偏颇性的个人印象或观点，经过传播而结晶为合理的公众意见（舆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报刊作为核心的传播媒介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法国学者G·塔尔德同样注意到了报刊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他认为报刊对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G·H·库利也对大众传播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库利认为，这些近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不仅扩大了人类的交流与沟通，而且促进了“各国、各民族和阶层间的共通的人性和道德的发展”。他虽然对大众报刊的盈利主义感到不满，但认为在总体上“新的传播正在像曙光一样普照世界，促人觉醒，给人启发，并充满了新的希望”。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在大众传播发展和普及的早期阶段，人们对它寄予的期待是非同凡响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这些学者的愿望发展。进入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播事业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得大众传播不但没有成为一般公众参与政治的手段，反而越来越成为垄断资本和少数特权人物操作舆论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众传播成了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大规模宣传战和心理战的新型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侵略势力利用大众传播煽动民族仇恨，进行全民法西斯动员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更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光明，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破坏性的、可怕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介内容的煽情化、浅薄化、低俗化倾向的加剧，进一步招致了不少学者对大众传媒的激烈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