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雇佣“把关人”并制定规则的结构，因此它对“把关”行为的影响自然是相当大的。传播工作的日常惯例实践，为很多媒介组织所共同拥有，但组织层面的因素却各不相同，往往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休梅克从过滤和预先选择体系，组织特点（如组织的性质、文化、政策、大小等），组织边界角色（指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扮演中介者的“把关人”，只有它能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接触，并决定哪些讯息可流进或流出），组织的社会化四个方面，对组织的“把关”行为进行了研究。
另外，休梅克还引入了心理学中的“群组思维”概念，她注意到媒介从业人员的群组压力，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凝聚力程度对个体“把关”行为构成的巨大影响。休梅克借用欧文·詹尼斯对“群组思维”的说明，“它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人们身处一个有凝聚力的内部小组中，群组成员对一致性的追求超过了他们的个人动机，就会导致心理功效、现实考察和道德判断的恶化，这主要是来源于内部小组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群组思维”可导致批判性思考的丧失以及对外部其他群组采取一种非理性和不人道的行动。
第四，社会结构层面。
媒介组织所处的社会体系中，必然有其他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也必然影响“把关”过程，如某些利益集团支持或反对某些媒介内容，政府通过法规对信息流动进行控制等。休梅克主要从消息来源、受众、消费市场、广告商、政府、利益集团、公共关系组织、其他媒介等方面，阐述了这些机构对“把关”的影响。
第五，社会体系层面。
影响一个社会变迁的所有重要因素，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到媒介的“把关”。既然各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所不同，则媒介选择新闻的“把关”过程，也就反映了该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的多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把关人”的决策里。所谓意识形态，指一个社会的意义、价值、信念等体系，是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价值体系。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把关人”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他们所选择的新闻必须服务于权力精英。大众传媒作为权力精英的代理机构，总是为受众创造出一种虚幻意识，以确保权力精英的统治。一些讯息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可以强化社会现状。而另一些反常讯息之所以被选择，则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现存社会潜在的危险，成为呼吁社会“修复”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休梅克提出了一个全局意义上的新“把关”模式。该模式的开端，始于大量讯息通过多重传播渠道抵达各种传播组织，如通讯社等。此时，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就被分派扮演边界角色，他们拥有决定哪些讯息可以流入组织并对已通过关口的讯息进行加工、构建的权力。同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整个“把关”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其他社会机构也对“把关”过程发挥了大小不一的作用。
休梅克还针对“把关”理论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如下见解。
第一，对于“把关”的角色，可从多种分析层面（而不只是从单一层面）予以思考，如可结合个体态度（个人层面）与传播日常惯例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宽视野，大有裨益。
第二，考察各个层面之间的关联，将特别有助于研究。例如，考察社会体系变量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社会机构？社会体系、社会机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传播组织？传播组织和惯例层面的因素又如何影响个体层面的“把关”过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