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农于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学刊》10月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信息论。香农的论文，主要是用数学表达式来考察和解决电信系统中的信息传输问题，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香农的眼中，信息已经不是单纯的物理信号，而是适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的一个普遍概念。坎贝尔曾经对此做过如下评价：由于香农信息论的诞生，“信息开始作为在整个世界起作用的普遍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它赋予无形以有形，阐释各种运动形态的特性，甚至能够解释以特殊符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思维的形态。因此，信息概念可以说是将太空时代的计算机与传统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人类传播、语言的进化与人的进化等不同领域相互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
香农认为，所谓信息，也就是“在人们需要进行决策之际，影响他们可能的行为选择之概率的物质—能量的形式”。换句话说，我们对事物的反应或决策都是基于对事物的认识进行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内在的属性或规律，这些属性或规律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形式，便是反映事物内部属性的信息。在我们获得这些信息之前，对象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而我们的行为决策也是盲目的。只有获得了这些信息，我们才能作出正确的行为决策。因此，信息具有帮助我们消除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的功能，并影响着我们选择或不选择某种行为的概率。
不难看出，香农的信息论使信息与人的行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因为按照香农的信息概念，人类传播或交换的符号，包括语言、文字等，也不外乎是表达事物内在属性的物质—能量的形式，也都属于信息的范畴，只不过人类社会的信息具有更复杂的精神内容（意义）罢了。
现今的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理交融的学科，香农的信息概念可以说是这种交融的起点。传播学家罗杰斯认为，信息理论是建立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电子传播时代的曙光照临世界之际，信息才成了一个科学的概念”。对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来说，香农信息理论的一个直接冲击就是使传播学学者感受到了传播的普遍性。所谓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信息是普遍的，传播也必然是普遍的。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无论是通过物理系统、生物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来进行，都属于传播的范畴，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任务，就是在考虑到人类的社会传播与其他形态传播的共性和共通规律的同时，研究和揭示它的个性和特殊规律。这样一种认识，无疑大大开拓了传播学学者的视野，并坚定了对传播学的科学意义的信念。
香农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概念。在1949年发表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他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传播过程基本模式。这个模式，虽然因其直线性和缺乏反馈机制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它也给予了传播学不少有益的影响。首先，它开辟了以图解方式建构传播模式的先河，自此之后，图解方式成为建构传播模式的基本方法，它的好处是比以前的文字描述更为直观，概括性更强，也更能揭示和说明问题。其次，香农—韦弗模式提出了过去传播学研究中尚未充分关注的一些新课题，如“噪音”以及由此产生的“冗余信息”的问题等，给予了传播学尤其是传播效果研究不少新的启示。除此之外，香农的信息理论还解决了信息的亮度问题，为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第二，威纳的控制论与传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威纳被称为“传播学的另一位伟大的工程师”。1948年，他出版了《控制论》一书，使控制论成为与信息论具有同等重要影响的20世纪新兴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