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居鲁士的叛乱之所以失败，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所谓必然性，一是说他的力量太弱小。毕竟小居鲁士的力量比起阿塔薛西斯二世来要小得多，因为，小居鲁士最多是一个地方的势力，虽然有希腊雇佣兵，也还是势单力薄，而阿塔薛西斯二世却是举波斯帝国一国之力，两相对比，谁强谁弱，不言而喻。在双方决战时，阿塔薛西斯二世还没有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小居鲁士却已经是倾其所有了。二是说他心虚，因为虽然有母后帕莉萨蒂丝在背后支持他，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积聚军事力量一事遮遮掩掩，不能明白地宣布自己的进军目的，一会儿说是为了打击比西狄人；一会儿又说是反对某个地方总督，而不敢从一开始就说是去推翻阿塔薛西斯二世的王权。这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有可能说明他心虚。在进军途中他说明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后，他的军心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动摇，特别是他军队中的波斯人。他不得不用高官厚禄来收买部下。他的那些雇佣军无论如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绝对不是为了他小居鲁士的利益去进行战斗的，这是雇佣军的本性使然。所以，在战斗中他们极力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完全听从小居鲁士的号令。例如，他命令克列阿尔赫带领他手下的希腊雇佣兵去冲击阿塔薛西斯二世所在的敌阵中央，可是，克列阿尔赫却害怕优势敌人力量的包围而没有按照小居鲁士的命令，没有去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摧毁敌人的中心。[8]
说他的失败也有某种偶然性，是说，由于小居鲁士的突然死去，使得叛乱失去了主要人物，因而叛军的活动失去了目标，很快便作鸟兽散。而小居鲁士的死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他如果不死，叛乱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但若说能赢得胜利却未必。因为在还没有和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军队交战时，他已经感受到经济上的拮据，战争再拖延下去，经济上的问题必将更加难以解决。
小居鲁士叛乱给波斯帝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再次暴露了波斯帝国王室内部的尖锐矛盾，也为以后行省总督的叛乱开了个头。在公元前4世纪时，即在小居鲁士叛乱后，在波斯帝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行省总督的叛乱，而这给波斯帝国的最后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小居鲁士死后，他手下的希腊雇佣军在色诺芬的带领下，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附近向西撤退，直到黑海的希腊城市，显示了波斯帝国内部的空虚。正如色诺芬的《长征记》的英译本序言所说：
万人希腊大军从萨尔迪斯进军到巴比伦门户，再由此回师到攸克星海（即黑海）的希腊沿岸……轻而易举地击败比他们多好几倍的波斯军，尽管阿塔薛西斯极力阻截，他们仍得以安全回师。这向所有的人表明，这个煊赫一时、颇为人所畏惧的波斯大帝国是全然软弱无力的。希腊政治家和军事要员很快便得到启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这位年轻的学者、哲学家［色诺芬］，在所有的首领于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之后，率领这支陆上大军穿过广阔王土心脏地带，安全地从巴比伦回到希腊。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以后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阿基西罗斯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动感召下尽心的。”[9]
[1]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1页、第30—32页。
[2]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3页。
[3]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页。
[4]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3页。
[5] 见戴奥多拉：《历史丛集》，XIV，20。
[6]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3页。
[7]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5页。
[8] 见色诺芬：《长征记》，第26页。
[9] 见色诺芬：《长征记》，英译本序言，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