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祭司这个群体（就其曾经掌握过文字、观察天文、医治疾病等方面而言），到公元前1000年代，由于他们聚敛财富，传播愚昧，甚至操纵权势（特别是在埃及更为明显），这个群体实际上已经成为顽固的保守势力的代表，成了社会发展的赘瘤。
另外，埃及和西亚的某些生产技术、某些典章制度、某些传统，在其文明之初，可能曾是先进的、起过进步作用的，是促进文明进步的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民族和地区已经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改进了，进步了，而固守这些东西的埃及和西亚就变得落后了，那些曾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可能已成了进一步改进的障碍，那些传统和典章制度也可能已成了历史进步的阻力。可能正是这些沉重的包袱拖了古老文明的后腿。而波斯人却以一个新兴民族的姿态出现于地中海之东，没有任何包袱和负担。它征服了埃及和西亚等许多比它先进的民族和地区，并吸收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先进文明（包括生产技术和典章制度等），建立起一系列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但它毕竟是在近东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并未能完全摆脱近东历史中的某些陈旧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背上了西亚、北非古老文明的某些包袱。
此外，西亚和北非的古老文明在近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矛盾：奴隶、农民、手工业者同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与神权的矛盾、军事行政奴隶主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工商业奴隶主和神庙奴隶主的矛盾、中小奴隶主和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王室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等。当波斯人还处在国家形成初期，内部矛盾还未激化时，它在征服其他地区时，常常会利用各地的各种矛盾。如它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时，就曾利用过当地的王权和神权之间的矛盾，利用过当地的民族矛盾，因而它能兵不血刃地攻占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但是，当波斯人征服了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之后，它也就把这一切矛盾（阶级的、民族的矛盾）统统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它成了矛盾的焦点，一切被它征服的、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包括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阶级都把仇恨集中到了它的身上，它成了众矢之的，从而促成了波斯征服者同被征服者之间的更为深刻、更为尖锐、规模也更大的不可比拟的矛盾。公元前522年发生的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上台执政以后各地的起义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事件几乎震撼了整个波斯帝国。而原来各地区、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则或暂时降为次要矛盾，或暂时消沉下去。波斯征服者（特别是在大流士统治时期）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巩固对这广大地区的统治，曾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来缓和这些矛盾，如利用和拉拢各地原来的统治者，利用各地原来的若干法律，或在制定法律时考虑到原来的法律精神、利用原来各地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一些条件使各地原来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继续进行下去等。但波斯统治者毕竟是剥削者和征服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和激化起来。再加上波斯征服者上层腐朽性增强，失去了原来生气勃勃的精神，因而，公元前334—前325年的亚历山大东征，使一个如此庞大的波斯帝国，竟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垮掉了。
波斯帝国地处东西方交往的交通要道上，它也曾对东西方的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
波斯帝国时期，特别是它统治的早期，比较重视开拓海外交通。如大流士时期曾派人从印度河河口沿海路前往红海[1]；在薛西斯统治时期又曾派遣贴阿司披斯之子撒塔司佩斯去周航非洲，但未成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