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波斯帝国的建立似乎是纯军事征服的产物（的确，帝国的建立，从埃及帝国到波斯帝国，都是通过野蛮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没有征服就没有帝国），但是，波斯帝国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亚北非地区、东部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是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
从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至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波斯帝国建立，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在近三千年的时期里，首先是在各个地区内部（即在埃及的各诺姆之间、在两河流域南部各城市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和交流。在此基础上，这种发展和交流发展成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有亚述在小亚建立的商业殖民地，其商业活动至少将小亚和整个两河流域地区联系了起来；另外，叙利亚北部的古国埃勃拉，其活动的辐射范围至少包括了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据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年代记，国王萨尔贡曾率军征服过埃勃拉。埃勃拉与埃及也有联系。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两河流域同印度在这时候也已有了接触，等等。到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埃及新王国不仅占有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同小亚的赫梯、西亚的米丹尼、亚述、喀西特巴比伦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接触：或者结盟、或者对抗，甚至战争。埃及的阿马尔那书信以及西亚和小亚的许多档案文献、外交书信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信息（虽然人们推测，在此之前很久，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后期，埃及的涅加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就同西亚、两河流域有了联系，甚至认为，埃及的涅加达文化Ⅱ是由西亚的民族入侵的结果。不过，这似乎需要更为可靠的证据）。
波斯帝国的出现，给西亚北非，乃至整个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波斯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取了若干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曾起过为西亚北非的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更大地区的交流（如，波斯帝国占有了中亚广大地区、巴尔干的部分地区和印度河流域地区）创造若干条件的作用，从而使原已存在的这种交流、联系乃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例如，在西亚和北非，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到波斯帝国时期出现了铸币制度（虽然，在此之前在小亚的吕底亚已经有了铸币，但它使用的范围很小，只是在小亚的一个很小的国家里流通，而波斯帝国却使它在全帝国范围内成为法定的货币）。大流士规定，波斯帝国中央政府有权铸造金币，称“大流克”，重8.4克，地方行省可铸造银币，自治市可铸造铜币。铸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发展的产物。但到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帝国才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它的铸币出现的基础是什么？显然不完全是波斯人内部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应是东部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发展的产物。众所周知，西亚和北非这两个地区都早已走过了以物易物，以金属重量（铜、青铜、白银等的重量）为交换媒介的阶段，再进一步就应当是铸币了。但在波斯帝国出现以前，这个地区未能出现铸币，只是为铸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波斯帝国形成不久，在大流世统治时期，就出现了铸币。铸币制度的出现说明近东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阶段，并反过来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