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城镇化”作为中国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的内容。中国幅员辽阔，中小城镇超过两万个。这些城镇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城市的水平，但是城市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城镇化发展的提出更好地诠释了我国中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我们认为，“统筹城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发展城市群”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乡差异的特殊国情下的产物，也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唯一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必然选择。然而，不管是西方语境下的“城市化”还是富含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非农化”。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意义上讲，这一“非农化”过程既包括“土地非农化”，也包括“人口非农化”。为保持行文一致，除引用资料外，本书采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一词。
[4] 转引自文贯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载《城市规划》，2012（4）。
[5] 郑凌志：《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2010》，203页，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11。
[6] 《国家统计局：中国有近2.3亿名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417元》，http：///news/20100323/，2014-10-26。
[7] 剧锦文：《中国的城镇化与小城镇发展——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考察》，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2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该开始了》，载《中国报道》，2008（4）。
[10] 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就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
[11] 王德炎：《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及实现途径》，载《商业时代》，2010（19）。
[12] 关于我国三元社会结构的论述可参见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徐明华、盛世豪、白小虎：《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载《经济学家》，2003（6）。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384～3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 群体机制可视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等。
[14] 市场机制表现在农民工处于市场竞争的边缘上，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城市消费市场的排斥。
[15] 奥尔森指出，在集体行动中，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具体内容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2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6] 赵慧珠：《中国农村社会政策初步研究》，296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