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圈地运动的结果，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曾指出：“圈地运动使英国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同时造成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6]（见图3-2）。根据相关文献，在17世纪，就整个英格兰来说，每12年教区的1/2到2/3的人口将被更新。[7]尤其是在英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18世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17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8.7%，到1750年上升至22.6%，……180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30.6%。[8]到1851年时，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8.0%，而城市人口则为52.0%。[9]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引发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大调整，劳动力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又进入第三产业。如诺思所言，在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3倍，一些村镇变成了大城市，英国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农业从大致占国民产出的1/2下降到1/5以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扩张并取代了农民以前的角色”[10]。
图3-2 英国人口城乡分布情况
然而，不管是在何种动力下产生的人口向城市迁移，实际上对城市化发展过程有切肤之痛的始终是农民。通过圈地运动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有的死于饥饿和贫困，有的流亡到殖民地，有的沦为没有固定租期的小佃户，有的成了农场主的雇工，不过最大的一部分则是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事实上，不管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是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其生活状况都曾遭遇一场浩劫。
留在农村的农民几乎丧失了对土地享有的全部权利，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从此丧失了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小块土地，从大地主手中租种土地。正如米歇尔·博德（MichelBeaud）所言：“以前四十个人赖以为生的地方，现在只一个人和他的一名牧人就把它占为己有了。”[11]同时，农业收益的分配大幅度向地主倾斜，农业生产带来的社会财富主要转化为地租的形式进入地主的口袋（见表3-3）。劳动者所得的份额不断降低，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失去土地而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就这样被迫走进了工厂，被迫大规模向城镇迁移，向工业区迁移……”[12]，而成为雇佣工人。然而，满怀希望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甚至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议会文件》里，对各大城市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惊人相似地大量使用诸如‘肮脏’‘恶臭’‘阴暗’‘热病’等字眼描述工人街区和大杂院（贫民窟）”[13]；“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14]。
表3-3 四种圈地上农业生产的总产出、地租和农场主利润的增长率（%）
农村和农民如学者描述的那样：“农村人烟稀少，村舍为虚；与此同时，一支‘自由劳动力’的大军在喧闹的城市里形成了。他们已经斩断了和土地的联系，聚集在每个城市的最肮脏、最杂乱的角落，地方观念日益淡薄。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财产，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拘无束地出卖自己。他们没有多少技能，人数众多却不懂得团结，因此在这个市场上的处境极其不利，有时相互竞争，彼此倾轧。面包等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没有一天的劳作，就没有一天的衣食。”[15]
3.2.1.2 议会立法与政府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