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在文学上主要持摹仿论的认识论呢？这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和其后的工业文明不无相关。首先，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生活于大海之间，南邻辽阔的地中海，北对北海、波罗的海和冰封万里的北冰洋，东面则有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黑海等，西面则有爱尔兰海、英吉利海峡，更有那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在这些海洋之间，岛屿很多，为了生存，为了商业的顺利开展，他们不得不面对茫茫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面临孤立的岛屿，甚至冒着巨大的危险，出没于各个海岛和海岸之间。为了熟悉大海，熟悉所能遭遇到的各种状况，熟悉不同岛屿上人们的习俗，他们必然具有更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如果他们不去探索时时变化的外部自然的规律，他们就会遭遇危险，他们的求生的行动就会失败。所以他们的环境更有力地促使他们去获得知识。作为文学的悲剧、正剧和喜剧一类的文学叙述与描写最初也被当作知识的一种，就是很自然的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在西方始终有“上帝之城”，有此岸与彼岸之分。神依凭所制造的无定形的“理式”，是真理的凭据，知识的凭据，但这个真理与知识属于上帝，人们如何能解开上帝所制作的完好的“理式”呢？用柏拉图的话说要依靠“回忆”。用后来科学的话来说，则需要“探究”。“回忆”和“探究”有多种形式，文学的想象和虚构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西方文化那里，文学始终是知识的认识，与中华文化把文学当作生命情感的领悟是不同的。
但上面这些看法还是比较简单和笼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从人文主义、科学求实精神的角度，形成中西文化比较，才能进一步解读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文化原因。
（二）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主义
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时代精神出发，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做出更为客观的概括。
不同的文化，都首先要回答一个人从哪里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人具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等。在这些问题上，中西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以“神”或“上帝”为本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由于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神”没有位置，于是高度肯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者，天地之心也。”[4]“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5]这些古代典籍所肯定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契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6]《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这里所说的天地也就是自然，人是与自然并生，或者说人是从自然中来的，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进一步说，人不是神创造的，人无需以神为本。中国人的头脑中没有那种超越感觉的彼岸世界，避免了中国文化走向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著名学者钱穆说：“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为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要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8]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回答是：人从自然中来，人与天地万物并生。当然，天地、万物也有神性，但这神性是人封的，认为它有，它就有，认为它无，它便无。人性与神性是合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