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很早就重视表现（诗言志、诗缘情）不同，西方由于长期标举模仿论，对艺术的表现活动的认识则远比中国产生得晚。只是到了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思潮中，艺术作为艺术家的情感表现的观念才得以兴盛。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在1800年明确提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Poetryisthespontaneousoverflowofpowerfulfeelings）”[12]。“感情”或“情感”的“自然流露”被视为诗的创作中最重要的。诗并不想“模仿”什么，而只是要表现诗人个人的情感。他的朋友、诗人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也认为：“有一个特点是所有真正的诗人所共有的，就是他们写诗是出于内在的本质，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引起的。”[13]他们一致地抛弃了艺术是生活的模仿的古老观点，而认为诗是作家、诗人思想感情的表现。
中西方的表现论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它准确地揭示了艺术同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表现活动的密切联系。不过，西方“表现”论与中国的“诗言志”论毕竟有明显不同：西方突出强调艺术家的决定作用，而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关系。
表现论在支撑其艺术观的思维模式上与艺术模仿论并无根本差异，只不过把重心从社会现实拉回到自我。它不再主张艺术模仿或再现社会现实，而是强调艺术表现自我情感；认为艺术的成功来自艺术家的情感或想象力；不是思想而是情感具有决定性地位；坚持鉴赏过程应全力理解艺术家的原意；艺术家的主体能力（情感和想象力等）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艺术表现论在过分重视情感表现作用的同时，常常难免对社会因素的作用有所轻视。
4.形式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