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当艺术被视为对现实的模仿的产物时，肯定和否定的观念就随之产生了。模仿论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两种对立观念：否定性模仿论和肯定性模仿论。否定性模仿论以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艺术仅仅模仿世界的“影子的影子”，同作为世界的本质的“理念”隔了三层，因此是虚假的。由此，他否定了艺术存在的合理性。肯定性模仿论则以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或译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为代表。亚里士多德继承老师的模仿说，但却作了大胆的颠倒：艺术所模仿的世界并非“理念”的虚假影像，而是同样可以达到真理的境界。他甚至认为，诗比历史记录包含更大的真理性，能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亚里士多德论证说，模仿出自人的天性，模仿的艺术既能给人们带来“快感”，又能帮助其“求知”。[3]“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画家和雕刻家“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行吟诗人、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借姿态的节奏来摹仿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史诗“用语言来摹仿”。[4]喜剧和悲剧的差别也只在模仿的对象的不同：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5]他甚至从模仿角度对悲剧作了界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6]既然艺术通过模仿可以揭示现实的本质并给人们带来陶冶，那么，艺术显然就是有益于人们生活的文化形态了。这种肯定性模仿论奠定了西方模仿论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的本质论传统以及模仿论之类艺术观念，但也出现过有关艺术模仿动物的观念。《易·系辞》提出了“观物取象”的见解，表明中国人也注意到，艺术的产生与人“观”天地鸟兽的运动、变化状况并加以模仿的行为有关。一些艺术观念正是由这种“观物取象”观衍生出来的。例如，认为音乐最初就是模仿动物的声音而来。《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皇（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吕氏春秋·仲夏纪》：“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里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清代文论家叶燮《原诗·内篇》主张“表天地万物之情状”。这些看法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原初的“观物取象”说，代表了中国人特有的艺术模仿观念。当然，这些观念并没有发展成为西方式的艺术本质论传统。
由此看，西方的艺术模仿论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主张艺术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模仿，能再现社会现实的本质，并能产生陶冶作用。这种模仿论后来发展成为西方艺术观念的主流理论，统治长达两千年。直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出现浪漫主义艺术思潮，这种模仿论的主流地位才被掀翻，但至今仍有其启迪的力量。
2.理念论
理念论（thetheoriesofideas），是有关艺术来自客观的精神的呈现的观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黑格尔等。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艺术是“理念”这种客观的“宇宙精神”的体现。柏拉图认为，一种客观的理念才是世界的最终本质，是第一性的；由理念产生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仅仅是第三性的。所以艺术同真理隔了三层，是虚假的幻象，应当被驱逐出所谓“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