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艺术生产者依靠资助进行创作。比如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接受商业资本资助排演过《麻花Ⅱ》等商业戏剧，也接受政府资助排演过《福娃》等儿童剧，更接受“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等的邀请导演了《变老之前远去》、《太阳·弑》等理想主义或前卫抽象的戏剧。[20]主要不依靠政府资助而依靠市场的艺术家，构成了当代中国艺术生态中颇有活力的主体。考察这一群体，我们会看到像北京圆明园、“798”、宋庄等艺术家聚居群落，看到众多的艺术创作者和他们的工作室。除了具体的生产者之外，还要看到一些当代艺术的推广机构，比如电影方面的现象工作室和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等就是比较著名的机构，它们举办活动，组织展映，推介作品，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第三，艺术产品获得市场回报。艺术作品完成后进入市场，演出靠观众和票房，艺术品靠出售或拍卖。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兴起，票房逐年飙升，2014年已达296亿元。而画廊与展览则是当代艺术进入市场的主要途径。画家的作品通常需要寻找有实力的画廊进行代理，所得则按比例分账。艺术展和艺术博览会一方面是面向公众的作品展示，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与画廊、买家、收藏家、批评家等建立联系的途径。国内目前主要的常设艺术展览包括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广州双年展等。艺术博览会则具有更明确的商业目标，如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等是“一种艺术商品集中展示交流与交易的形式、一种将艺术审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组织活动”[21]。拍卖与收藏也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一些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拍卖市场上创造了天价，引发热议。
在这条直接的生产链之外，各种非政府的评奖体系也是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各种艺术奖项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电影节电影”的称谓是以第五、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电影发展的重要特质，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娄烨等导演都是首先在威尼斯、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进而引发国内的注意。先锋艺术领域也是如此，翻看当代艺术代表人物的简历，比如徐冰、蔡国强等，其个展与奖项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外举行和获得的。同时，国内各种民间奖项也日益繁多，并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文学方面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由《南方都市报》正式设立，标举纯文学，迄今已举办十二届，属民间操作，相对中立，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好感和信任，声望日隆。奖励体系是象征资本分配的重要机制，业内声望与权威的获得、“美”、“好”和“艺术”的标准的制定，都与评奖有着紧密的关系。
以上所述的资金、生产、市场链条构成了艺术生产与再生产的动力循环体制。在这里，当资本与艺术的紧密关系取代了国家艺术组织中主流价值体系与艺术的紧密关系时，中国当代艺术的体制显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位美术史研究者曾评价1992年广州双年展的破冰之处：“‘双年展’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任何一次展览。在操作的经济背景方面，‘投资’代替了过去的‘赞助’；在操作的主体方面，公司企业代替了过去的文化机构；在操作的程序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书代替了过去的行政‘通知书’；在操作的学术背景方面，由批评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代替了过去以艺术家为主的‘评选班子’；在操作的目的方面，经济、社会、学术领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单一的、领域狭窄的并且总是争论不休的艺术‘成功’。”[22]广州双年展是中国最早摆脱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组织行为的常设展览，众多的“代替”标示出体制的深刻变化，此后，企业投资、市场运作、策展人制度等开始成为艺术展的基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