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主张“阐释构成艺术品”。[2]当代艺术作品特别依赖于阐释，在阐释中，呈现于观者眼前的物质材料和表象才会生发出意义，正是这一意义赋予其“艺术品”的资格。丹托将一件艺术品分为两重意义，即作品的外观表层形象和这一外观所涉及的种种深层观念。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图9），这位贵妇的亲切形象是第一层意义，而形象背后所涉及的文化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艺术观念的变化等则是作品的第二层意义。而这第二层意义才是《蒙娜丽莎》之所以是艺术品的关键，一旦这第二层意义所涉及的观念改变，《蒙娜丽莎》也许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艺术品，甚至不是艺术品［如果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一位普通贵妇（而非圣母、天使）也许根本不能入画］。这也就是为什么杜尚仅仅在《蒙娜丽莎》上添了两撇胡子，《蒙娜丽莎》就成了《L.H.O.O.Q》。杜尚实际上是通过这一行为，改变了《蒙娜丽莎》的第二层意义，使其变为达达主义的挑战。[3]
这第二层的意义，即决定艺术品资格的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观念和思潮，常常由艺术家和批评家直接阐发出来，与其作品同时呈现给观者。这已成为当代艺术展览的惯例。比如装置作品《运动的张力》（2009，图10），沿展厅围墙布置钢管，内有钢球滚动发出巨大声音，同时地面有两个巨大的铁球不断不规则地移动。一位艺术史家这样阐释说：“作为这个展览的主要概念，‘运动’在这里具有多种含义，既是实体的也是声音的，既是主体的也是客体的，既是雕塑的也是建筑的。这种多重意义的交汇使我们重新思考作品、空间与观者的关系……《运动的张力》有若一个巨大工地的压缩和抽象，凝聚了紧张建设的力度、嘈杂和危险，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飞速发展和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的一个喻言。”[4]阐释所起到的就是文化区分的功能，将艺术与日常之物区别开来。现代艺术作品在脱离了古典的视觉之美后，艺术之名的获得就时刻依赖于一种来自艺术史家或艺术批评家的观念的语境。然而，如果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想语境与作品不匹配，作品的接受与其价值确定就会遇挫。
图10 隋建国：《运动的张力》
2.作为机构网络的艺术体制
丹托的视野和思路拓宽了当代艺术理论的思考领域。迪基随后发展出“艺术体制理论”的观点，其结论是：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一种人工制品，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5]迪基强调社会体制在艺术品获得其资格时的作用，其理论带有更鲜明的社会学色彩。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及其“语境”之间关系的兴趣，表明两人的视线都已离开传统视域中物质形态的艺术品，而集中关注某物在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被其共同体的制度所认可。这一“制度”指的是一个广泛而相互连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艺术品自身的美学属性所能发挥的作用必须被重新认识。
迪基指出，达达主义等先锋派艺术有力暴露了一种常被忽视的“人类活动——授予艺术地位的活动”。虽然艺术家一直在给他们的作品授予艺术地位，但当这些作品符合彼时的艺术规范，观众乃至美学家、批评家的注意力就都会集中在作品本身“令人炫目的表面特征上”。而当作品挑战了规范、毫无美感可言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它们的表面性质转移到作品本身及其社会环境上来”[6]，先锋派艺术使得艺术的社会的与历史的建构性充分暴露出来。布迪厄对这一建构艺术的体制结构所包括的各种要素有一个清晰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