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体制是特定时期存在的关于艺术的各种观念与知识系统，以及艺术品赖以存在的生产、传播、消费、评价的完整的社会机制。从艺术体制（institutionofarts）概念去观照艺术，可见艺术品生存于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关系场域中，不同的行动者（艺术家、艺术商、批评家、博物馆负责人等）在此携带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行权力争夺或合作，从而使得艺术成为社会生活需要的一种文化样式。
1.作为观念语境的艺术界
不妨从两个艺术实例开始我们的讨论。其一，20世纪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1917年杜尚（MarcelDuchamp，1887—1968）的作品《泉》。这位法国艺术家在一个小便器上写下“R.MUTT1917”字样，将其命名为《泉》，送到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这一现成品艺术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和争议。人们不禁要问，一个生活中实用的小便器居然也可以成为艺术品？其二，1983年和1984年，韩东先后写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两首诗，“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如此诗句，使新生代诗人远离了所有的前辈，诗歌不再有“诗意”，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无异。
以上两例都堪称当代艺术的代表。它们都向人们重新提出“何为艺术”的问题。如果日用现成品、日常语句都可以成为艺术或诗，那么艺术/诗的特性在何处？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又在何处？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从已经成问题的艺术对象本身去寻找答案，而是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艺术品周围的东西，将问题从“什么是艺术”转换到“是什么使某物被看作是艺术”，即从艺术的本质转换到艺术品的资格或身份。
问题视阈的转换就带出了“艺术体制”这一当代艺术社会学的核心范畴。阿瑟·丹托（ArthurDanto，1924—2013）、乔治·迪基（GeorgeDickie，1926—）、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比格尔（PeterBürger，1936—）等理论家都对艺术体制的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丹托在其1964年的《艺术界》（TheArtworld）一文中指出，新的艺术实践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艺术品区别于日常物品？他的阐释表明，某物的艺术品身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实现的，这种历史情境就是包括“艺术理论环境”和“对艺术史的认识”在内的“艺术界”[1]（参见本书第二章）。这就是说，一件作品成为艺术，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物质属性，而是外在于它的一种普遍的艺术观念使其被接受为艺术。某一时期的艺术观念与知识所构成的“语境”赋予某个日常物品以艺术之名。可以想见，杜尚的小便器和韩东的诗，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被看作是艺术，后现代艺术思潮为其提供了接受的知识氛围。
图9 达·芬奇：《蒙娜丽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