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艺术的跨文化性具有如下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艺术品因为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具有超越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并为其他民族文化所欣赏和传播，这使得艺术品具有超时空性。其二是由于现代交通媒介和信息传播媒介的发达，人类的艺术实践活动正在超越族群限制和地域限制，从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传播和接受。
人类社会是多元化的，民族是多样化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的艺术活动也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随着人类文化沟通的不断频繁，艺术品的跨文化发生、传播和接受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我们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1.全球化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
首先要简单说一下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之所以在今天引起普遍的关注，是与现代交通技术、通信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技术带给我们一种感受上的错觉，即地球变成了一个“村”，信息的传播、人与人之间沟通中曾经存在的那些天然的障碍被打破了。人类从未感觉如此接近；那种沦落天涯、孤独无依的古典主义空间感受似乎已经消失了，而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带给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从主观上讲，全球化是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6]。从客观上讲，全球化则指“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7]。
美国学者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1949—）认为，全球化在文化流动中制造出五种图景，即人种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阿帕杜莱强调，他之所以用“图景”（scape）这个词，目的在于“表示这些景观流动的和不规律的形态，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正如它们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国际流行的服装款式的特征”[8]。阿帕杜莱对全球化这五种图景的描述，对我们理解艺术的跨文化交流特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促使我们从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情态去思考这一问题。
第一，艺术活动中的人种因素相互交叉，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人种奇观。这里面的人种因素基本上又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即艺术的创作者、被表现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前全球化时代，艺术的这四个因素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创作者受自己所处的时空限制，往往表现对象与自己是一致的，而艺术作品的传播者和欣赏者也在时空上与创作者具有很强的共通性，艺术作品因此只是在一定的时空领域中被传播，这种空间限制也使得艺术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性美学风格。而来自遥远地域的艺术作品不仅十分稀少、难得，而且在风格、审美特征、艺术技法等多个方面与当地艺术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因此，此类艺术品不仅价格奇高，而且只能为少数权贵所把玩。这些跨文化的艺术品因之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清朝康熙时收在宫中的西洋机械座钟、欧洲各王公贵胄收藏的来自东方的各种精致瓷器，都是常人难得一见的。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人种上的单一性特征被彻底打破了，尽管由于全球化深入程度的不同，艺术品的人种多样化的程度在不同的地域也不同，但从总体上，这个进程是不可逆的。艺术的创作者、被表现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创作者在美国，而表现的对象则是来自中国的一只熊猫，它的传播者则既有美国人、欧洲人，也有印度人、中国人，它的欣赏者更可能是千差万别。艺术作品因此要接受不同的人类群体的审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艺术品创作的难度。一件在中国人看来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可能在其他人的眼睛里是不名一文的，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在国内票房不俗，到了欧美却无人问津，就是一例。同样，美国好莱坞迪士尼公司倾力打造的动画片《花木兰》在中国遭到冷遇，也是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