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科学的发展必然地符合艺术规律，对简洁表达的追求、对美的追求，不仅是艺术的目标，也是科学的目标。物理学家杨振宁说过，狄拉克在1963年写道，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今天，狄拉克的话中包含着巨大的真理性，尤其是相对于许多物理学家而言。杨振宁进一步解释道：“有时候，如果遵循你的本能提供的通向美的问题而前进，你会获得深刻的真理，即使这种真理与实验是相矛盾的。”[12]同样，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讲过：“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13]而这种价值上的终极性，不仅属于科学，也属于艺术。由此可知，在价值终极上，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也因此，很多科学巨匠，在对科学穷本溯源之后，最终会回到艺术的立场上，阐发其对世界的真知灼见。同样，不少艺术巨匠在穷尽艺术的天道之后，会发现其中与科学的息息相通之处。因此，将科学与艺术置于遥遥相对的两极，并认为此二者为水火难容之力量，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规律的。
3.艺术与技术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人对世界的认识所不同的是，技术科学的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的是实现的物质手段和方式，离开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方式方法，再美丽的艺术想象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蕴涵的时代特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通过技术控制以追求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为很多人所接受。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著名爆破艺术家蔡国强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控制烟花散落的方式，于开幕式开始阶段在鸟巢上空制造的烟花日晷造型，还有29个大脚印从永定门迈向鸟巢主体育馆的过程，便是现代技术手段融入大型艺术创作活动的范例。这种控制的实现一是要控制烟花弹发射时的压力，再有其所使用的烟花弹内装有电子芯片，以此控制烟花升空的高度和烟花散落的分散度，通过这种技术实现烟火在空中的造型。高技术的使用实现了高精度的控制，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外，现代技术还常常被应用于艺术品的修复工作，在修复之前，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修复效果，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艺术品的目的。
而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全球化的时代，艺术品的传播介质正经历着由物质性介质主导向电子介质主导转变的过程。艺术品的艺术性，尽管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传播与接受却并不由其物质性决定。电子介质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通过网络平台，以极为低廉的方式欣赏到原作；同时由于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对原作的逼真性再现也变得极为简便。因此，尽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珍藏在卢浮宫中，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欣赏水平极高的复制品，人们也很难辨别复制品和原作之间存在的那些细微差异。复制品给欣赏者带来的视觉震惊不仅丝毫不会低于原作，甚至由于其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完美感，使得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复制品。
电子介质的传播方式无疑跨越了严格的时空限制，不仅使人们欣赏原作变得极为简易，同时也使保存原作变得十分便捷，且代价低廉。也因此，正如本雅明所表明的，艺术复制品的大量存在，尽管无法威胁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无疑也会贬低原作诞生地的独一无二性。[14]达·芬奇及其画作《蒙娜丽莎》的诞生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秘传说，这些传说至今还在吸引着大量的学者投入毕生精力去探究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各样的奥秘。如今这一切已经随着电子复制品的海量诞生而变得无足轻重了。大量电子复制品的存在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网络复制品奇观，那些图像尺寸大小、清晰度、解析度、色彩几乎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可以随时随地下载下来，存在于人们的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移动电子设备中。
最后，技术科学的发展不仅使艺术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使人的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艺术品正在由原来高高在上由众人仰视的地位，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与这些艺术品之间不仅仅是欣赏关系，更多的是消遣、娱乐的关系。这些艺术品更多地转变为一种装点个人生活的背景、饰品或者玩物，从而促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而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对原作的贬低。对于此种深刻的变化，德国学者韦尔施（WolfgangWelsch，1946—）声称，人们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正在使艺术变得过剩，使美变得令人乏味，而真正的艺术就只能以反艺术美的姿态出现了。[15]
尽管韦尔施的观点略显消极，但他的确提出了现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的确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关系。而这一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启示是，技术能力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在这种手段中还蕴涵着颠覆性的思维力量，而这也是促使新的艺术诞生的动力源之一。
以上表明，艺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具有互动共生特点。艺术既从其他学科吸取滋养，又对其他学科提供审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