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契合的是，人们在原始时代的洞窟壁画中往往能发现人的手印，这种手印经常出现在动物形象附近，是使用巫祝活动赋予手印以神奇的力量，从而达到控制野兽的目的。在我国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中有一幅打猎图中刻画了箭镞触到了羚羊的臀部的形象，表示猎人已将羚羊射中，这同样也表达的是猎人的愿望和目的。我国上古有农历三月上巳节庆祝活动，这一天人们在野外对歌和跳舞，男女互相表达情感，充满健康、奔放、自然的色彩。《诗经·郑风·溱洧》中就描述了男女相聚于溱河与洧河上，相互对歌并相赠芍药的风俗。这个时候，男女“奔者不禁”，大胆结合。这种歌舞活动明显带有鼓励生殖繁衍的目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中，部族的强大极端地依赖于人口的多寡，鼓励生殖自然就成为当务之要。
第三，原始艺术的形式和美感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化。原始艺术的形式和美感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层积和演化的。艺术从发生到成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这比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还要长得多。目前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不到4千年，而原始的美术、歌舞、说唱艺术等却经历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积累和演化过程。艺术正是在这一层积的过程中逐渐地塑造和进阶着。距今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存下来一些打制石器和十分粗糙的石头装饰物，它们在外形上和天然石块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毕竟体现出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表明装饰观念产生了。距今5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中的石器，已是比较精致的磨制石器，常见的有斧、凿、锛等。这些磨制石器在造型上具有对称均衡等美的特征，说明感性形式在逐步积累和丰富。陶器的演变过程也是如此。最初的陶器是用来盛水和装粮食的，但是到后来，原始人在制作陶器时更加自觉地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在陶器的造型和装饰上发挥出更多想象的成分和制作技巧，从黄河流域的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制品，上面有鱼纹、鸟纹、蛙纹、花纹等动植物图形和抽象几何纹饰，比较繁复多样，表明人越来越懂得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构造”[10]。
与艺术形式和美感相连的审美意象，也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层积着，不断促进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例如，“红色”的意象的形成：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在他们同伴的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他们的装饰品的穿孔几乎也都是红色。对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墓葬的发掘也表明，死者遗骸周围同样撒有红色碎石片，其年代比山顶洞人还要早些。红色的使用出于原始信仰，代表了火，表示给死者以温暖，这种感性形式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心理中逐步层积，最终形成引起人类感性愉悦的审美意象。中国文化中，红色一般与喜庆、吉祥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中国红”，这无疑也是一个美感形式积淀的过程。当代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到表现，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11]李泽厚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观念出发，说明人类的原始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这个积淀遵循由内容到形式、由具象到符号化的规律。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原始艺术渐进层积的总体态势，但同样需要看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却并非简单地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而是在仰韶和马家窑文化中，具象的图像和抽象的几何线条同时存在；并且具象和抽象均作为特定的艺术形式而在此后艺术史上并存发展，因此美感形式在积淀之中，也不断经历着丰富、变化和创新。
可以看到，艺术起源于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它以原始信仰外化为必要中介，受到实用功利的推动，经由形式和美感的长期历史演化而来。艺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总有一天会从混同一体的文化状态中走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