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说是西方文艺传统中的一种占主要位置的艺术发生理论，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产生了新的表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被后人称之为“再现说”。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如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就认为艺术是“第二自然”，艺术就像镜子一样折射着自然和人生。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反映自然，坚持戏剧要真实客观。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艺术中无疑包含着模拟性因素，但它又绝不是简单的模拟，而是也渗透了创作者个性因素。所谓千人千面，绝不雷同；还有情感因素，是推动艺术活动的动力。因此，模仿说显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2）游戏说
游戏说的核心观点在于，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的游戏本能。这一学说最初是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作家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1759—1805）提出来的。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加以发展。然后又由现代德国心理学家谷鲁斯（KarlGroos，1861—1946）进一步完善，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这一学说认为，人类往往具有“过剩的精力”，而且喜欢把这种“过剩的精力”投射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当人们把自己“过剩的精力”运用于非功利的活动中，就体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由此产生了艺术。这一学说的哲学根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之一的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理论模式。康德坚称美是无功利的，艺术产生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至今，关于艺术究竟有无功利性，仍是艺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人在现实生活中，既受到感性冲动的强迫，又受到理性法则的束缚，因而是不自由的。人们仅仅以功利为目的来观察外界，无法获得快乐。人只有摆脱了物质与功利的强迫，才能偏爱无功利的外观。而且，只有当人发现了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纯粹外观的时候，自由的游戏才开始了，也就是审美及真正的人性开始了，从而艺术开始了。“当狮子不为饥饿所迫，无须和其他野兽搏斗时，它的剩余精力就为本身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荒野，它的旺盛精力就在这无目的的使用中得到了享受。”[4]席勒认为，人的这种游戏本能或冲动，是调和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的“润滑剂”。正是这种无功利、无目的的自由游戏，才能创造一个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和谐的世界。游戏推动了艺术的发生，使原始人无规则的跳跃逐渐成为舞蹈，发之于情的声音逐渐成为歌曲。同时在游戏中，人的精力得到了发泄，也得到了精神的愉快、审美的享受。
斯宾塞则进一步阐释说，游戏与审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两者都不能直接有助于维持生命，都与功利无关。低等动物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生存，不具备剩余精力。高等动物则具有剩余精力，其所用之道就是游戏。在自由地发泄过剩精力过程中，人获得了快感和美感，创造了艺术，因而“游戏—审美—艺术”所构筑的生存方式，成为与人类的功利性活动方式相对应的另一类无功利性活动方式。
在“游戏说”的影响下，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曾经风靡一时。艺术家们力图脱离现实束缚而进入一种自由创作的境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就曾明确以此为口号。然而“游戏说”在解释艺术起源时，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不能解释原始艺术神秘而富有神话含义的仪式活动，这些仪式活动绝非个人的自由游戏，当然是有目的和功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