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莫扎特塑造成音乐史上“第一个有鲜明‘艺术家气质’的人”，体现了浪漫派哲学和心理学。这种“艺术家气质”以嬉皮士的披肩长发，取代了亨德尔、巴赫、海顿可笑的假发。在贵族仆从的假发与浪漫派艺术家的长发之间，莫扎特更接近于前者。
“要使艺术保持独立品位，拒绝做功利的工具，保持张扬艺术家个性的气质，不做权力金钱和一切时尚的奴隶”——这是浪漫派的时尚、现代艺术家的装腔作势，与艺术创作规律八竿子打不着——事实上，《弥赛亚》、《马太受难曲》的作者都缺乏“独立艺术气质”，但比最近300年来所有“独立气质艺术家”加起来都懂得艺术创作。
南内儿把莫扎特打扮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卡尔·巴特要把莫扎特打扮成长着翅膀的天使、浪漫派要把他打扮成受苦的波希米亚人——全是胡扯。他们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具有“真正艺术家”气质，如果“艺术家”如此重要，那么必须把埃及艺术、希伯来艺术、希腊罗马艺术、拜占庭艺术、文艺复兴及巴洛克艺术、古典艺术扫地出门。
对待莫扎特，较可靠的办法是像对待亨德尔、巴赫一样，而不是像对待柏辽兹、肖邦那样：对前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生活和精神状况，用其创作去解释其生活、精神状态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用其生活、精神状态去解释其创作也做不到。他们与其时代肯定密切相关，但这种相关有时是正相关，有时是负相关，有时通过正负不断错位、转换反映。
创作必然受创作者所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影响，这一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不是万能的，尤其对于前浪漫主义—心理学时期。在浪漫主义—心理学统治的现代世界，我们所有的人（不仅艺术家）都成了某种程度的演员。然而在前浪漫主义—心理学时代，社会学方法步步制造陷阱。
就像但丁一样，莫扎特的高不可及，不在于他是“第一个独立艺术家”，而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非独立艺术家”。在他之后，仍然有伟大的艺术品，但首先有的是风头出尽的艺术家。伟大艺术家曾经隐藏在艺术品背后，现在艺术家挺身而出，艺术品隐藏到背后了——难怪现代有了知识产权。
莫扎特许多作品是委托创作，对莫扎特来说，委托人就是老板；而对贝多芬、瓦格纳、柏辽兹、李斯特来说，委托人其实属于低等生物。莫扎特更在乎符合委托者的要求，而不是表达本人的要求。这不是顺从，而是因为“内心要求”还未被认为与创作有什么关系。当莫扎特创作时，想象的世界（剧本的世界、人物的世界、客观存在的世界）远远宏大于“内心的世界”。他对人物间关系的兴趣，远大于对咀嚼“内心世界”的兴趣。他生活在音乐世界里，不是“我的”音乐世界，而是“超我”的音乐世界。就像巴赫的宗教音乐不是“我的”信仰，而是信仰本身。
巴赫留下来的书信不少，但都是些鸡毛蒜皮、油盐收支的往来账；亨德尔留下的言行记录，可以说是对披露个人生活信息的厌恶；关于自己，海顿留下的大概只有一句类似“我努力谋生”的表述；严格地说，莎士比亚就像荷马一样，存在与否都缺乏公认的证据。在前浪漫主义诸时代，热衷于表达自我被视为一种恶习或者精神疾病。“什么是古典的，什么是浪漫的”这一课题纠缠了席勒一辈子。他说“古典的是素朴的，浪漫的是感伤的”。歌德也对此反复论述。其实人们可以说：古典的是作品掩蔽了作者；浪漫的就是作者遮挡了作品。
莫扎特就是我们的地平线，永远赶不上，抬头就看见，不即不离，总是那么近，又总是那么远。也许直到被埋入地平线以下的最终之日，我们才知道他究竟是何样生灵。
我们如此热爱莫扎特，这深深的爱一再让我们一边笑一边哭。也许，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爱你可是你不认识我，而是我爱你却不知道你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