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赫伯特显示出惊人的指挥天才，作为托斯卡尼尼崇拜者，朝圣一样骑着自行车前往拜罗伊特去听托斯卡尼尼指挥。1951年，中断六年的拜罗伊特艺术节重新开张。瓦格纳兄弟让两家相互竞争的唱片公司各自设置麦克风现场制作。
EMI公司的首要目标是《纽伦堡的名歌手》，这部录音同富特文格勒历史性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一起，证明他们大功告成。他们还录制出版卡拉扬指挥的《女武神》部分。DECCA工程师录制了克纳佩茨布什指挥的那部分。卡拉扬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是战后第一届拜罗伊特节庆音乐节最为伟大的成就。
许多人更愿意把这一地位赋予富特文格勒在同一场合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但富特文格勒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其他录音版本，完全可以分庭抗礼——卡拉扬1951年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横空出世、独占鳌头，从精神内容上说，把德意志民族劫后余生的欣慰、洗心革面的尝试、重整旗鼓的精神熔为一炉。
简单、明快、乐观，《纽伦堡的名歌手》作为瓦格纳唯一喜歌剧，以中世纪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自豪感，为德国普通人最爱——这部歌剧充满喜剧精神，完全没有瓦格纳其他歌剧繁复的象征、离奇的情节、抽象的思考、技术的艰深。纳粹统治时期，这部通俗的喜歌剧成为民众精神的象征。在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富特文格勒亲自指挥过该剧。这部市民喜歌剧成为第三帝国“神剧”。
卡拉扬1951年的演出把这部伟大喜剧拉下了神坛，重新成为市民阶级自由精神的瑰宝。这种精神在60年后仍然使我们热血沸腾——但当年让德国人慷慨赴死的“庄严感”被清除了。
把德国音乐的崛起归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印刷术的进步和德语《圣经》出版是不准确的。德国音乐艺术起源更早一些，更少宗教气息。中世纪游吟诗人是德国音乐强烈的世俗因素。在巴赫出生地埃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是13世纪吟游诗人“歌手之争”的故地。这是瓦格纳《汤豪舍》灵感来源，更是《纽伦堡的名歌手》的精神实质。《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英雄，是歌手汉斯·萨克斯、一个鞋匠。
1951年的伟大录音，标志着自由德国的再生。刚健爽朗的C大调前奏曲，会把一股暖流传给每一个人。那种从辛劳而来的幸福感，自由而寂寞、酸涩而宽慰的兄弟情谊，满溢我们的身心。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古老德意志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德国的《清明上河图》：市民商业社会萌芽，商品经济发达、文化自由——正如宋朝毁于游牧民族入侵，而德国毁于欧洲列强的30年战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日耳曼人用了近300年。
德国有一句古老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西欧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母体。萨克斯和瓦格纳，两个人都有德国梦想，但都归于破碎。萨克斯之后，是德国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衰落。而瓦格纳的梦想，破灭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缺少市民阶级基础的德国，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强国之路。
纽伦堡，1933—1938年是纳粹党代会会址、“纯粹德国之美”象征。每年有50万纳粹党员来到纽伦堡集会。希特勒喜爱纽伦堡，热爱《纽伦堡的名歌手》，能把《纽伦堡的名歌手》第二幕唱出来。1951年，假释状态的纳粹党员卡拉扬必须把瓦格纳从纳粹时期拯救出来，他做到了。
“从我的阳台上，我看到夕阳之下，金色的曼茨景色绝美，雄壮的莱茵河挟着一川荣光流过，我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前奏曲，便在我的灵魂中清晰地响起。”瓦格纳当年描述的这种美好心情，在1951年的拜罗伊特再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