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北传之说，第一次结集后，大迦叶护持教法约二十年，后将佛法付嘱阿难，自己入鸡足山入定。阿难传法于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后来传法给优波崛多，优波崛多传给提多迦。此五代传承为许多经典所共许，后来的传承则众说纷纭，难下定论[9]。大约于佛灭后一百一十年，由于东方吠舍离的比丘违背教规，向人乞钱，西方的耶舍（据传为阿难弟子）比丘对此不满，并约集东西两方长老会聚判决，判定“十事非法”，还重申了会诵经律，由于参加者约七百人，成为“七百人结集”。据说对于这次结集的决议，许多人并不同意，后来便又聚集万人重新结集，谓之“大结集”。由此导致了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大结集”之说出于南传。北传则认为根本分裂的原因在于“大天五事”，这一分裂发生在阿育王时期，由于阿育王支持大天一派，反对大天的阿罗汉便腾空飞到西北印度罽宾一带，形成说一切有部。
佛教教团的分裂最初是由于对戒律的宽严要求不同，佛灭后约百年时第二次结集即与此有关。但这次结集是否造成教团分裂，南北记载不同。不过根据律部的记载，尊者优波崛多之后教团分成五部，优波崛多之后大致相当于阿育王时期，五部的分裂显然属于第二次分裂，故第二次结集后分成上座、大众两部还是有根据的。阿育王时期根据南传还进行了第三次结集，由目连帝子须主持在华氏城会诵重订三藏，参加者约千人，传说编辑了一部《论事》。《论事》第一品讨论了补特迦罗有无的问题，可见当时上座部发生了二次分裂，可能犊子部、说一切有部、昙无德部等已从根本上座部分裂出来。《论事》第二品提出“大天五事”，可见北传认为由此发生分裂是有根据的。大天一派抬高佛果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降低阿罗汉的标准来显示阿罗汉与佛的差距是不可取的，而且“大天五事”的提出模糊了本来很清楚的阿罗汉果位的境界，使本来未到此境界的人也可妄称已得此果了，并由此引起佛教内部长期的争论，促使僧众重视争辩而放弃实修，戏论瞋怨增加而得果者减少，各派之间的分歧日趋扩大，这种状况直至迦腻色伽王时举行第四次结集后才有所改变。
第一次分裂主要是由于对戒律宽严的理解不同，虽然分成上座、大众两部，但并未发生大的争论。第二次分裂主要是上座部的派别分析，这次是由于对教理理解的分歧，发生的争论比较激烈且持久，使佛教教团多次分裂，从而形成十八部派。这种分裂的意义难下定论，但北传佛教是非常痛恨大天的，认为他是一个杀父母、阿罗汉造三无间罪的大恶人，还认为由他造成的争论导致分裂，对佛教危害很大，甚至改变了佛教重实修解脱、轻议论争辩的风气。
迦腻色伽王一世崇奉胁尊者，由于当时部派歧义很多，众说纷纭，有必要进行整理，于是在迦腻色伽王一世晚年（约公元前40年）由胁尊者、世友主持结集（北传佛教不承认阿育王时有结集，故仍称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是以有部为主的，完成了以解说《发智论》为主的《大毗婆沙论》，使有部宗义达到完善，但《大毗婆沙论》的编订似在迦腻色伽王一世之后，因为其中提到迦王的名字。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如此巨著的完成必然耗费时日，而且是五百阿罗汉经过集体讨论，判析各个部派宗义，以有部四大论师法救、世友、妙音、觉天的观点为主，结合各家义理而形成的，必然非朝夕之功。
迦腻色伽王时代的确定对佛教史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与部派佛教的终结、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许多佛教史上的名僧如胁尊者、马鸣、龙树、提婆等的时间亦与此相关[10]。胁尊者为公元前一世纪时人，马鸣为其再传弟子，与丘最却同时，故马鸣为公元前后时人。龙树的时代与马鸣相去不远，且其以长寿著称，当为公元前26年至公元100年之间时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