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解脱是佛教的根本特点，故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以此为中心，而解脱本身是实践的结果，故践行问题更为重要。随着解脱理论的渐次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解脱方式。而解脱之道，自然以戒定慧三学为根本。戒律对治人身的贪欲，禅定对治人心的嗔怒情感，智慧对治人脑的愚痴无明。三学之中又以禅定为中心。持戒灭除人的贪欲，这是通达禅定的手段，无欲才能静心入定。在定慧关系方面，定为体，慧为用，由定生慧。由体生用，用以显体。智慧的观照深入外境实相，又能进一步达到更深的禅定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智慧同样是达到禅定的手段。
释迦牟尼出家之时，印度社会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在家的人尽情享乐、放纵五欲，一方面是出家的人又走入另一个苦行的极端。由于他们觉悟到了纵欲享乐的错误，便实行苦行，企图由苦行而获解脱。释迦牟尼开始也同其他出家者一样，苦行六年，结果毫无所获，这使他悟到乐行苦行都无助于解脱，于是采取一种中道的不苦不乐行，既不纵欲乐行，又不苦行自损身心，果然由此觉悟成佛。因此释迦牟尼非常重视自己由实践而得的中道精神和原则，中道精神贯穿于佛所说的一切法中，也是佛教各个宗派所共同信奉的原则，这一精神后来经过龙树的发扬光大，影响更为深远。
释迦牟尼非常重视众生的解脱，在现实社会中又以人的解脱为主，因此以解脱为目的的佛法与人自身有密切关系。戒定慧三学事实上是对应人体三节的，戒律对治人身的贪欲，禅定对治人心的嗔怒，智慧对治人脑的愚痴。禅学事实上就是心学，禅的本义是静心，定的本义是心住一境。这也有经典的依据，在《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中有“施、戒、忍，此三事是增上戒学，禅是增上心学，慧是增上慧学”[6]之语。故后世禅宗号称传心法门，标榜以心传心，是很有道理的。人体身心脑三节不仅对应戒定慧三学，佛教许多法相理论亦源于此，而经律论亦与此有关。《大毗婆沙论》卷一云“为分别心名修多罗，为分别戒名为毗尼，为分别慧名阿毗昙”[7]，可见经是说心，律以述戒，论以言慧，佛所说的经藏即心学、禅学，是佛法的中心。
与解脱的必要性、可能性理论的渐次发展相应，作为解脱法门的禅法也是逐渐展开的。佛最初悟道凭借的是根本四禅，初禅舍相分别，但还有觉有观，二禅心转明净，无觉无观，产生喜感，三禅舍离喜悦，产生乐感，四禅入非想非非想处，离一切念，从而进入清净寂灭的状态。后来又将“四无色定”与四禅合称“四禅八定”。与解脱的必要性时期相应，禅法初期以厌离禅为主，即以不净观、安般观为中心的五门禅法成为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期通用的禅法。这种禅法以对人身的厌离、否定为主，通过观缘人身的种种不净（不净观）、世间业力的无常（因缘观）、人体呼吸的消长变化（数息观）、四大空识外境的虚幻（界分别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众生的悲悯能救之心（慈心观）来进入远离上述杂染的清净寂灭的禅定状态。这种禅法以离染厌世为主，继而是向净求佛的念佛禅。作为解脱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佛经中大量介绍了解脱成佛之后的清净美好状态，这就构成了念佛禅的理论基础。念佛禅包括念佛、念净土两方面，念佛又分为念佛名、念佛身，念佛身又分为观佛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和观佛法身。念佛禅意味着大乘禅法的开始。早期念佛禅主要是观念佛土（净土）和观佛色身，后来则发展为净土宗的念佛名号和大乘禅的观佛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