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是支持顿悟义的，但此说在道生卒后，虽然亦有支持者，但大多数大德高僧如慧观、僧弼（365—442）等都持渐悟义，因此此说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其中僧弼对顿悟说反对尤甚。
据《高僧传》卷七《道生传》：
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6]
僧弼也是罗什门人，名震一时的高僧。据《高僧传》卷七本传：
如此僧弼虽然和文帝见解不同，也颇受其器重，经常被延请到宫中讲说。文帝可能是在僧弼卒后，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
据《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邺，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索，颇亦披览。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顷之，刺史庾登之请出山讲说。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帝勅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8]
法瑗（409—489）本为陇西人，元嘉十五年（438）到梁州，又进成都，尔后东下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他到庐山的时间不详，但肯定是在元嘉十八年（441）后。据《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为江州刺史”[9]，二十年“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为中护军”[10]。因此其在庐山修禅、刺史请其出讲时必在十八年二月至二十年二月间。其受请下都述顿悟义亦应在十八年后，由此可证文帝在僧弼入灭后下旨复兴此义的假说是成立的。
法瑗入京后大弘顿悟义，得到何尚之的赞叹，文帝当然也很满意，于是请其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据《宋书》卷五及卷七十二，刘铄为文帝第四子，元嘉十七年（440）为湘州刺史，未到任，领石头戍事，二十二年（445）正月，改南豫州刺史。[11]南平王于二十二年正月离京赴任，如此可以确定法瑗入京的下限，即在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由于法瑗先在京弘道，受到称赏，故受请为南平穆王师，因此其入京最晚实应在二十一年（444）。
法瑗虽然亦明顿悟义，但他毕竟并非生公传人，也不是慧观推荐的主要人选。顿悟义复兴的主将为道猷。
据《高僧传》卷七《道猷传》：
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乃见新出《胜鬘经》，披卷而叹曰：“先师昔义暗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良可悲哉！”因注《胜鬘》，以翌宣遗训，凡有五卷，文烦不行。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勅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勅住新安，为镇寺法主。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12]
道猷于元徽间（473—477）卒，年七十一，则应生于东晋元兴二年（403）至义熙三年（407）间。他成为顿悟义的宗主和领袖，为道生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道猷的贡献应当有一半归功于慧观，慧观虽然主渐悟义，但他并不凭借势力打压对方，而是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力荐道猷入京，事实证明他是有见识和眼光的。慧观不仅推荐生公门人，甚至对于自己的门人弘扬论敌的主张也不介意，然而他所主张的渐悟义也并未为此消歇。
据《高僧传》卷七《法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