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经典（包括禅经）的传入中国，始于来自月氏的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又称支谶，《祐录》卷十三及梁《高僧传》都有他的传记。他本是月氏国人，汉桓帝末来到洛阳，灵帝时开始翻译佛经，在光和、中平之间（公元178—189年）译出十余部经，其中重要的有《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等。他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始传者，一方面又将与此相应的大乘禅法传入中国。
支谶来华较安世高稍迟，而他所译经典却与安世高大异其趣。安世高所传为小乘上座部禅数之学，是小乘止观思想即禅法与毗昙的结合，而支谶所译经典几乎纯属大乘，为大乘般若理论与念佛三昧禅法的结合，在止观两方面都又进一层。这是由于安世高来自有部盛行的安息，支谶来自当时大乘突起的月氏。月氏国自迦王一世之后佛法兴盛，而到公元二世纪的大乘思想在月氏帝国中心健陀罗一带已很盛行，有部退居迦湿弥罗及周边国家，支谶可能来自大乘盛行的健陀罗一带，故其所传经典全属大乘。
大乘思想的出现时间难以确定，但一般认为是在迦腻色伽王一世之后，故约在公元一世纪。一般认为，大乘佛教的出现与大众部有关，这种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但具有大乘思想的人不一定都出自大众部，当时各个部派里面都有信奉大乘思想的人，后来被认为是大乘僧众中的杰出者如马鸣、龙树及后世的无著、世亲等都不是出自大众部。
大乘佛教的特点是理论的广大深入，志愿的弘大超绝，实行的虚幻难及。从其志愿上来讲，目标非常崇高，以成佛为目的，愿力极为弘大，直欲度脱一切众生；从其理论上来讲，倡导不二法门，主张当世成佛，观法相则直及真如实相，论解脱则发明清净本心；确实较之以阿罗汉为果、只述现象无常的小乘佛教为高。但从践行实修方面来看，大乘则或者神妙难及，列举诸多难得其实却功德无量的种种三昧；或者示同俗类，如所谓以染为净的维摩诘、昙无竭等大菩萨的方便行；或者简单俗易，如纯乎观想（想象）的念佛三昧一类的净土法门。此三方面在大乘经典中多杂糅于一体，使之呈现出良莠俱存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一方面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声闻众的闻声悟道在去佛日远的条件下局限性日益显著，一部分有才学的高僧注重于独力思考和自己修证，并由此进一步发挥释迦牟尼的微言大义，从而使佛教理论得到发展：一方面是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但其中多数人不能完全按照比丘的戒律行事，只能作为居士在家修行，居士队伍的日益扩大使之对佛教理论的影响也随之增加，自然他们也相应地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一部分人便诋毁出家的比丘，贬之为小乘，自赞为菩萨，以大乘自居。在戒律方面，要求以宽代严，以理代行，以所谓心悟代替严格的身行；在实修禅观方面，要求以简易代替烦难，以虚行取代实修，以心证代替身证。于是在一段时间内严格持戒、依法苦修的出家僧众受到贬损，而自称菩萨、乐求五欲却虚言心净的在家居士则得到赞叹，口称玄理代替了身行实证，导致佛教风气转变、说法者多而得果者少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