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慧警亦是唐人。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以《大云经》颁行天下，当时慧警三岁，则应生于垂拱四年（688），三岁能诵《大云经》，确实非凡，则天欢喜，赐紫袈裟，后出家，为太原北崇福寺上座。此慧警与西明寺禅师慧警法名一样，时代一致，且北崇福寺慧警亦修禅法。不过僧传未言他是否到过京城，但也很有可能为同一人。假如确为一人，则当时慧警年约三十，有可能从学北宗或为敬贤门人。
《禅要》作者当然是善无畏，记录整理者为慧警或者还有一行。大正藏《禅要》有题名“海仁睿”，吴慧认为就是作者，其实“海、仁、睿”应当是空海（774—835）、圆仁（794—864）、宗睿（809—884）三人的略称，三人都是入唐求法僧，且都将《禅要》带回日本，并不存在“海仁睿”其人。
现存《禅要》虽然主要是善无畏说法的记录，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北宗禅法的影子。如谓“今所发心，复当远离我法二相，显明本觉真如”，又言“如人学射，久习纯熟”，这一修法在《楞伽师资记》所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得更加具体。还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这与禅宗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敬贤在当时北宗中地位很高，《楞伽师资记》称“大师付嘱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天下坐禅人，叹四个禅师，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11]，誉之为“法海”，仅列普寂之后，位在义福之前，足以表明他的影响。
总之，敬贤与善无畏的对谈拉开了禅密两家合作的序幕，对于唐代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除善无畏外，金刚智也是创立密教的关键人物。金刚智于开元七年（719）到达广州，八年到达东都。有关金刚智生平的史料有吕向《故金刚智三藏行记》、混伦翁《东京大广福寺金刚三藏塔铭并序》《开元释教录》卷九小传等。
金刚智同北宗当然也有联系。据《宋高僧传》卷一本传：
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勅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剎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12]
言大慧一行、不空为其门人，自有根据，而称大智禅师义福（658—736）为其弟子，则是新说。此说被作为北宗与密教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证据，广为接受，其实则不能成立。
此说唯见于《宋高僧传》，在唐代史料中则找不到类似的说法。
据《开元释教录》卷九：
开元八年中方届京邑，于是广弘秘教，建曼荼罗，依法作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斯秘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一行敬受斯法，请译流通，以十一年癸亥，于资圣寺为译《瑜伽念诵法》及《七俱胝陀罗尼》，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至十八年庚午，于大荐福寺出《曼殊室利五字心》及《观自在瑜伽要》，沙门智藏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咒。智执总持契，所至皆验，秘教流传，寔斯人矣。[13]
这是关于金刚智来华之后经历的最早记录，其中没有提到义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九载有吕向《行记》大半及混伦翁《碑铭并序》全文，其中也没有提及义福。另外在有关义福的碑文中也没有提到他与金刚智的关系，表明二人确实没有师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