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其实当时善无畏与敬贤对座论道，共同探讨，并非只是敬贤前来请益，因此叩头行礼的四众弟子之中应当不包括位居上座的敬贤。
从当时的记录及史料来看，没有任何敬贤拜善无畏为师的明确证据，因此二人应当不存在师承关系。
二人相见是当时作为禅宗代表的敬贤与密教代表善无畏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高峰论坛”，这表明敬贤具有敏锐的目光与预见能力，知道两家日后将会发生许多的联系，故先期联络感情，相互探讨。可惜敬贤所述没有留下记录，保存下来的主要是善无畏的说法。
这次会见应当发生在开元五年（717）至十一年间。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五月十五日来京（据李华《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始敕居兴福寺南院，后诏住西明寺。
据《开元释教录》卷九：
以开元四年丙辰，大赍梵本，来达长安。初于兴福寺南院安置，次后有勅令住西明。至五年丁巳，于菩提院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沙门无著缀文笔受。其无畏所将梵本，有勅并令进内，缘此未得广译诸经。曩时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回至北天，不幸而卒，所将梵本，有勅迎归，比在西京华严寺收掌。无畏与沙门一行，于彼简得数本梵经，并总持妙门。[7]
这是关于善无畏当时经历的最早记录之一，又出自智升，当然是十分可靠的。据此，约开元四年末，自兴福寺移居西明寺，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开始译经。
据《无畏三藏禅要》卷一：
行者应知入道方便，深助进修，心如金刚，不迁不易。被大精进甲冑，作猛利之心，誓愿成得为期，终无退转之意。无以杂学惑心，令一生空过。然法无二相，心言两忘，若不方便开示，无由悟入。良以梵汉殊隔，非译难通，聊蒙指陈，随忆钞录，以传未悟。京西明寺慧警禅师，先有撰集，今再详补，颇谓备焉。
南无稽首十方佛，真如海藏甘露门，
三贤十圣应真僧，愿赐威神加念力。
希有总持禅秘要，能发圆明广大心，
我今随分略称扬，回施法界诸含识。[8]
此最后一段《附记》，依日本僧人之说，应当是一行所作。一行于开元五年（717）应诏入京，其与善无畏结识最早始于此年，然最初译经，悉达译语，无着笔受，一行并未参与，他的精力主要用在《大衍历》的编制上。且玄宗下诏将善无畏所将梵本，全部上交，并令进内，因此未得广译诸经。周绍良认为玄宗的真实用意是“由于不喜欢密宗，不希望密宗经典广为人知”[9]，此说值得重视。玄宗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一行，故他与善无畏的真正合作较晚。
假如这一《附记》果为一行所作，那么他当时应当参与了论坛，当然并非主要人物。所谓“梵汉殊隔，非译难通”，表明当时一行不懂梵语，只是按照所忆译者的话进行抄录，并且以此对此前西明寺慧警禅师的记录本进行补充整理，形成《禅要》。
如果此事发生在一行与善无畏交往的初期，则在开元六、七年的可能性较大。
有趣的是，由于北宗在后世知者不多，南宋李石《续博物志》竟然不明白敬贤为何人，道是一行后出家改名“敬贤”，将叔侄当成一人。科技史学者吴慧撰《一行生平再研究》，虽然考证精细，似乎不了解禅宗史，却道“《续博物志》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
最早撰集《禅要》的西明寺慧警禅师，事迹不详。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少而聪悟，襁褓能言，二亲鞠爱，邻党号为奇童。属新译《大云经》，经中有悬记女主之文，天后感斯圣莂，酷重此经。警方三岁，有教其诵通，其含嚼纡欝，调致天然也。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勅授紫袈裟一副。后因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终时已八十余龄矣。九子母院有遗影并赐紫衣存焉。[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