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前述，只有敦煌本《第七祖大照和尚寂灭日斋文》才有“依弘正导师，开五方便”之说，因此应该认为五方便说确立于弘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秀、普寂等前辈的奠基之功。弘正始开五方便一说并非孤证，权德舆《契微和尚塔铭》谓契微“通四部经于宏正大师，尤精《楞伽》之义”，可见弘正已不局限于两经，而是以四部经作为方便通经的主要典籍了。这四部经应当就是五方便说所说的《法华》《维摩》《思益》《华严》，这四部经加上《起信》一论，便构成了五方便所依经典。这里边尚有疑问，因为没有讲到《楞伽》，从契微“尤精《楞伽》之义”来看，似乎应该包括《楞伽》，从禅宗的传统来说，更不应该放弃《楞伽》。那么为什么五方便中不立《楞伽》呢？其实弘正并未弃置《楞伽》，而是将其置于四经一论之上，将原来与《文殊说般若经》《思益经》并列的《楞伽》置于更高的地位，恢复了其作为禅宗根本教典的殊胜性，这大概与神会抬高《金刚经》、否定《楞伽经》的做法有关。是故弘正门下更重《楞伽》，契微有“尤精”之说，常超有“照性”[13]之谈，体无有“解否”之问。
北宗至弘正，确立了以《梵网》为戒本，以《楞伽》为心要，以《法华》《维摩》《思益》《华严》《起信》为方便的系统理论，这一方面使本宗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另一方面也融合了其他教派的说法，使得律宗、华严、天台、唯识诸教宗对禅宗缺乏经教依据的攻击落空，这为心教之与六籍侔盛、禅宗之与教宗抗衡奠定了思想基础。
弘正对于禅宗贡献如此之大，后世僧史、灯录似无一言道及，令人诧异。《景德传灯录》卷四列普寂弟子二十四人，并无弘正之名，这对于弘正的付嘱弟子之说似乎是一个反证。其实《灯录》并非未言，其首列之终南惟政便是弘正。惟政，《宋高僧传》作恒政，恒政即是弘政（正），宋人避讳改之[14]。但是这位恒政大概卒于会昌三年（843），生于乾元元年（758），寿八十七，只能说他是与前辈弘正同名的一位北宗禅师，虽然他也曾“问道于嵩少”，但生平事迹与弘正相去甚远，不可能是一个人。从他的年龄来看，他是有可能向弘正问道的，是否因此改法名为惟政亦难断定。弘正即便高寿，也很难活到文宗时代。
《传灯录》误后世终南惟政为普寂传法弟子弘正，表明弘正在后世确实身后寂寥，为什么一代大师落魄至此，弄得碑记不存、谥号无闻呢？如果说独孤及、李华的时代弘正尚且在世，故未有谥号的话，那么到了权德舆的时代，弘正应该已经作古，为什么仍未有朝廷的追褒呢？而且不仅弘正本人未闻荣谥，其分化各方的弟子亦未闻一人得尊号者，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了。或谓得谥非易，六祖灭百有六载始有谥号，然对于坐镇嵩洛、代受尊崇的北宗来说，卒后得谥是很常见的，如昙真大历二年（767）谥为大证禅师[15]，嵩山澄沼为第十祖，诏谥大辩[16]，以弘正之德望地位，是应该有谥号的。
物极而反，故亢龙有悔。北宗的发展是与朝廷的支持分不开的，然帝王之于宗教，有意羁縻者多，真心皈依者寡。弘正门下“龙象如林”，天下归心，这不能不引起朝廷的疑虑。所谓“物忌独贤，人恶出己”[17]，弘正自立为八世，其他派系未必满意。弘正一支势力至极之时，也是其最为危险之时，因为朝廷对之的猜忌也最厉害，失去了朝廷的真心支持，对于一向依靠政治势力的北宗来说无疑于釜底抽薪。这并不是随意的猜测，而是有所依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