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问《为洛下诸僧请法事迎秀禅师表》[7]，谓神秀“契无生至理，传东山妙法”，“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此处的“五门”可能指的是地方，或谓荆南当阳一带地处要冲，为五方交通之门户，此与《表》中之“三楚”“九江”“三河”义近，未必指的是“五门禅法”。然杜继文先生谓“神秀晚年在玉泉寺所开‘五门’禅法，当是《楞伽师资记》所言‘观心是佛’的‘五事’，至宗密解释此‘五门’为‘方便通经’中的‘五门方便’，实际上是将神秀门徒们的禅学加到了神秀身上”[8]，颇有道理。
五方便说既非神秀所创，或系其弟子所为。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谓义福在归依神秀之后“摄念虑，栖榛林，练五门，入七净。毁誉不关于视听，荣辱岂系于人我？或处雪霜，衣食罄匮，未尝见于颜色，有厌苦之容。积年钻求，确然大悟。造微而内外无寄，适用而威仪不舍。大师乃授以空藏，印以总持”[9]。由于其中有“练五门，入七净”之句，杜继文先生便谓“所谓‘练五门’，当是宗密所传北宗普寂等大弘之‘五方便’门”[10]，将此说的发明权给予义福，其实这也是有待商榷的。
义福曾于灵泉寺读《法华》《维摩》等经，又从福先寺朏法师广习大乘经论，他是有条件创立五方便说的。但这段碑文并未为此提供证据，因为其义在说明义福“苦身励节”，专务苦行，以求悟道，此乃得大法、受印可前事，并非宣教弘法、继开规范之时事。其入荆榛、处霜雪，衣食不继，何得广研经论，精择五部以为方便呢？因此义福深入荒野是在修头陀行，其所练的“五门”可能指的就是道信创的“五事”，更有可能是指传统的五门禅。可以肯定的是他入深山是为了修禅，而不是研经。因此现有的史料无法证明义福创立了五方便说。
那么是不是普寂所立呢？普寂号称七祖，亦是博通经论的一代大师，故他更有可能创立是说。李邕《大照禅师塔铭》有谓“其始也，摄心一处，息虑万缘，或刹那便通，或岁月渐证。总明佛体，曾是闻传；直指法身，自然获念。滴水满器，履霜坚冰。故能开方便门，示直（真）宝相；入深固藏，了清净因。耳目无根，声色忘境；三空圆启，二深洞明”[11]，其言“总明佛体”，佛体即是心体，有类“知心体”，或即五方便说之“总彰佛体”门，其言“开方便门”，或指五方便门。如此“规定‘闻传’（即解经）‘方便’为禅的组成部分，使京派禅系在‘方便通经’方面的特点，比义福更加明显起来”[12]，仅此而已，若说普寂确立了五方便说，还乏确证。
据《塔铭》，神秀“约令看《思益》，次《楞伽》。因而告曰：此两部经，禅学所宗要者，且道尚秘密，不应眩曜”。以《思益梵天所问经》取代《文殊说般若经》，这究竟是神秀的始创，还是普寂的新见，不必细究，但普寂重视这两部经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普寂并未明确以四经一论作为五方便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