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德舆《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并序》提供了弘正另一弟子的史料。契微（720—781），姓权氏，九岁发心，笄年被缁，“至天宝元年始受具于福先寺定宾律师，隶东京安国寺，师事比丘尼无胜，受心门方便之学。以为心实境化，真由妄遣，遣之而真亦随尽，化之而心乃湛然，故外示律仪，内循禅悦，因初心而住实智，离有相而证空法，乃通四部经于宏正大师，尤精《楞伽》之义”[5]，广德南度，建中示灭，年六十二，腊四十一。
契微从弘正“通四部经”，这与前述弘正精“五方便”之说一致，其南赴苏州传法，亦证独孤及云弘正门下分头弘化、“或之荆吴”并非虚言。
弘正门下亦曾到达蜀地，与智诜保唐系发生过争论。据《历代法宝记》，“时有东京体无师，僧中俊哲，处处寻师，戒律威仪及诸法事，聪明多辨，亦称禅师，是东京圣善寺弘正禅师弟子”，体无对金和尚的弟子无住很不客气，“乃有毁言”，并且问无住是否解《楞伽经》，双方进行了一番辩论。体无之所以对保唐系不客气，很可能是以为他们并非正传，并对保唐系攀附南宗、不承认北宗的正统地位不满。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弘正确实是普寂的大弟子之一，早在普寂在世时便已成为“导师”。虽然后世各尊其尊，各亲其亲，有些关于普寂及其弟子的碑铭未提到弘正，但弘正为普寂高足是不容否定的。
其二，弘正门下人才众多，分化各方，使其大历年间成为普寂一门中最大的支派，使北宗进入极盛时期，也使弘正本人被尊为八世祖师。虽然弘正未被正式立为八祖，但他已成为公认的受嘱累者，普寂的正传。
其三，弘正虽然号称禅师，但他恪守“藉教悟宗”的传统，对于经教十分重视。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五方便的确立可能与弘正有关。“方便通经”本来是禅宗的传统，其实也就是“藉教悟宗”之义，强调“方便”，意在说明不可拘泥于经教，而是要借助经教悟道，以教典为悟修之方便。印顺法师认为，“五方便是神秀从道信的‘安心方便’而脱化出来的”[6]，将五方便归于神秀的创建，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
不可否认，五方便与道信的“五事”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但五事主要是讲修行之法，围绕“安心”，其一言知心体，引《无量寿经》，其二言知心用，其三念觉心，其四观身，引《维摩经》《遗教经》，其五摄心，引《维摩经》《法华经》《遗教经》，这与五方便的会通经教是有一定差距的。
神秀虽然是方便通经的倡导者，但像五方便这样具体地以四经一论作为禅门悟道的主要经典依据，在神秀的时代好像还未有明证。禅宗自达摩以来，便重视《楞伽经》，以之作为藉教悟宗的主要经典，这是除神会出于个人目的另造《金刚经》传宗外所公认的事实。据《楞伽师资记》，四祖道信为了表明禅宗是《楞伽》与《般若》两大思想体系的合一，又将《文殊说般若经》加入，而且特别强调其中的一行三昧，作为禅修的依据，这一作法为后世禅门所秉承，惠能、神秀都大谈般若，使之成为禅宗的特色之一，特别是神秀在回答则天太后“依何典诰”的问题时，称是“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太后称赞“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这使一行三昧成为东山法门的标志，也使《文殊说般若经》成为禅宗特重的仅次于《楞伽经》的要典。因此神秀虽然博通经论，但他最重视的还是这两部经，并未提出四经一论作为教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