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禅宗湛然等人的努力，特别是一帮崇奉禅宗尤其是北宗的官僚如独孤及、张延赏、元载、王缙等人的大力支持，三祖的谥号及塔号终于在大历七年四月批了下来。如果说上次由于北宗普寂诸大弟子活动不力而导致在纪念三祖的运动中让南宗占了便宜，那么这次则是北宗大获全胜。表面看来，惠能也被列为传法弟子，好像还排在神秀前面，“忍公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然惠能的弟子却全被抹杀，似乎独孤及们从来没听说过名震东都的神会，更遑论怀让行思了。这就等于说，惠能一支已经绝种了，是不是正统也就无所谓了，留下的神秀、普寂、弘正一系也就成了禅宗唯一的正传，没人和他们争了。
参与这次活动的僧人全都属于北宗，“俱纂我禅师后七叶之遗训”，实际是说他们都是普寂的弟子。湛然代表山谷寺，澄俊代表禅众寺，他们为本地代表，惠融代表嵩山，开悟代表胜业寺，二人属于外地代表。澄俊成了禅众寺的代表，表明南宗的势力已经被完全排除出去了，即便智本禅师确实当过禅众寺的住持，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了。而开悟与惠融的到来表明这次是北宗的一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作为嵩山这一北宗大本营的代表的到来更是对这一行动的最大的支持。除了露面的普寂弟子之外，还有一个人在这次行动中可能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当时已经成为公认的普寂正传的弘正。惠融是不是弘正的特使不得而知，但他确实代表了作为北宗正传和最大的一支的声音。正是由于北宗倾尽力量促成此事，才使北宗成为这一行动的大赢家，再次确立了北宗的正统地位。
北宗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其盛极的背后正潜藏着极大的危机。事实上，并非如独孤及所说惠能之嗣一无所闻，非但如此，由神会开创的南宗之一支已经在北宗的势力中心植根发芽，成为北宗的心腹之患。虽然神会本人终其一生也未达到取代北宗的地位的愿望，但他的后人仍然在努力实现他未尽的愿望，并且在大历年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两宗斗争的背后，是不同派系的官僚之间的矛盾。虽然北宗势力连天，非一时所能撼，然而神会也在长期的传法过程中得到了一批有势力的官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在前则是兵部侍郎宋鼎，在后则是嗣虢王李巨。宋鼎迎请神会入洛阳，使之进入当时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为其以后的传法奠定了基础。李巨则以宗室之重、功臣之望迎神会遗体之洛，并扶持神会的弟子慧坚（719—792），为神会的兴盛及神会最终被立为七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李巨等人的支持下，以慧坚为代表的神会系在两京重新扎根。慧坚更是入住作为弘正的根据地的东京大圣善寺，对弘正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更为可怕的是，在一帮拥护南宗的官僚们的影响下，圣心潜移，一向崇尚北宗的皇帝也开始注意上了南宗。代宗使慧坚住西京招圣寺，“遂命造观音堂，并缋七祖遗像”[2]，又据《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大历五年，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宋高僧传》神会本传则谓“敕谥大师曰真宗，塔号般若焉”。如此神会大历五年始得“真宗”之谥号，大历七年又赐塔号为“般若”，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神会乾元元年（758）辞世，大历五年才得谥号，这中间固然有国家多故的耽误，但是比起神秀与普寂来，也算不上什么荣耀。然而可怕的是“敕赐祖堂额”，这个祖堂大概就是《慧坚碑铭》中的“观音堂”，因为始祖达摩大师被认为是观音圣人应世，故以此名之。神会曾经于洛阳树惠能真堂，并图绘西域诸祖及中土六祖图像，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大概就是指中土六代传承，这就是神会代表南宗建立的祖堂，正是神会的这些做法激怒了北宗，才会使他一再受到贬斥。然而神会此举也是对“今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3]的反击。虽然普寂势力极大，然而他所建的“七祖堂”却未被朝廷正式承认，如今皇帝以内府之资、尚方之匠再建神会祖堂，并赐堂号，兼绘七代祖师遗像，这就等于承认神会是禅宗的正传，虽未与七祖之名，却使其有了七祖之实，后来贞元十二年（796）的钦定其为七祖，只不过是正式认定而已。
如此在大历五年至七年时，北宗事实上已经受到了南宗尤其是神会系的致命的冲击，对此他们却不能直接反击，因为这是皇上钦定的，只好曲线救国，借题发挥，以为三祖请加谥为名重树北宗的声威，然而这么做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因为皇帝钦定的只是三祖的谥号，并无借此抬高北宗之意，独孤及之碑铭是假官船贩卖私货，虽然达到了使弘正留名后世的效果，却无令北宗起死回生的可能。这次行为只是北宗的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从此以后，北宗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连被奉为第八代的弘正都落了一个无声无息，更别说其他人了。
不论此举对整个北宗如何，然而湛然的目的却也达到了，他本来就没有资格成为北宗的正传，北宗主流派的命运对山谷寺一时也没有直接的影响，有了三祖这棵大树，不论南北宗谁得势，都不可能否定三祖，当然也无法动摇山谷寺在整个禅宗中的地位。领衔为三祖请谥号使湛然在北宗乃至整个禅宗中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使之成为知名的禅门长老，也使山谷寺这一偏居深山的禅寺一跃成为皇上钦定的全国性的大寺，可以说是无愧于祖宗，无愧于本寺，无愧于后人，因此此举虽然对整个北宗意义不大，对湛然与山谷寺却意义重大。
湛然生卒年已不可考，从独孤及的碑文来看，他应属于普寂弟子，虽然后世《景德传灯录》所列普寂二十四弟子中没有湛然的名字。独孤及碑文中提到普寂弟子“升堂入室者六十三人”，湛然肯定在此之数。由于后世北宗衰微，使得此六十三之名大半不存，就连唯一的“得自在慧者”弘正也未见《灯录》，湛然不得其传亦无足怪。
湛然无著作传世，亦无机缘语句，更不知其生缘族性，然而他的名字却因领衔为三祖请得谥号一事镂乎金石，垂乎后世，使得千载之下，尚知禅门有此宗师，抑或其功德之报。
[1] 徐文明：《此湛然非彼湛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2）。
[2] 《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见杨曾文《〈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的注释》，载《佛学研究》32页，（7）。
[3]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见《神会和尚禅话录》，29页，杨曾文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