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定超以处士之身千里而至，肯定不是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他很可能是受了山谷寺上座惠钦等人（包括湛然）的委派，借三祖灵骨阇维之事提高山谷寺的声望。樊定超此行可能还有打通与普寂大弟子（惠空、胜缘等）的关系，使之出面为三祖请谥号，借以进一步抬高北宗的地位的使命。但是这一使命显然没有完成，或许当时谁是普寂的继承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由谁出面向朝廷为三祖请谥号就不大好办；或许当时北宗诸大师自认为势力连天，没有必要以此反过来加强在禅宗中没有多大影响的山谷寺一支的地位。以当时北宗的势力与影响，若由普寂大弟子领衔，为三祖请加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比三十年后国家动**、兵火战乱之余再行此举要容易得多。然而樊定超此行只是完成了请文人撰写碑铭的任务，并未实现为三祖请谥号的愿望。
围绕着为三祖撰碑铭、请谥号等问题，南北两宗展开了一场激烈却又无声无息的较量。祖师的荣耀当然重要，然更重要的是谁是正统传人的问题。在房琯所撰三祖碑文的问题上，双方表面上是旗鼓相当，事实上却是南宗稍占便宜。表面看来，碑文两边都没提到，只言及道信，连弘忍的名字都没出现。但房琯事实上是受了山谷寺惠钦、湛然等人的请求而作，不提北宗为正统，显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且房琯暗地里还加上了几句表达南宗意见的话，如云“可公将还邺，谓大师曰：‘吾师有袈裟一领，随法传予，法在汝躬，今将付汝。’”这显然将神会自菩提达摩开始“以传衣为信”的说法偷偷塞了进去，暗示北宗未得“信袈裟”，不是正统，还将神会编造的八代说写入碑文。这一说法显然是惠钦、湛然等人所不能接受的。
据《宝林传》卷八，李常在天宝五年便向神会求教三祖的归宿问题，神会告之在舒州山谷寺，李常还心存怀疑，其年七月左迁为舒州别驾，到任三日，州中僧道来参，李常便问此州是否有山谷寺，三纲答曰实有，又问寺后是否有三祖墓，上座惠观答曰实有，其年十一月李常便主持阇维三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粒，李常遂舍俸禄起塔供养一百粒，派人送与神会一百粒，神会于荷泽寺浴室院前起塔供养，另一百粒李常自于家供养。另外同年十二月李常设舍利斋时从西国来了一位揵那三藏，三藏所述西土传承一如《宝林传》所载，同时住在舒州禅众寺的六祖惠能的弟子智本禅师还解释了昙曜编集《付法藏传》的误失。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南宗对于三祖阇维灵骨及起塔供养同样是做了很大贡献的，而且六祖弟子也有人住锡舒州，表明南宗也意识到三祖对于争夺禅门正统的重要性。
李常所问的“三纲”当为在州城中担任舒州僧官的“三纲”，不是山谷寺的“三纲”，下句又说上座僧名为“惠观”，与房琯碑文所说的上座“惠钦”不合，可知实非山谷寺三纲。
由于房琯曾受到神会的影响，对南宗抱同情的态度，因此在碑文中只是说到惠钦、崇英、湛然、道幽等有“保护营卫”之功，并未明确他们的师承和宗系，那么后来于大历年间为三祖请谥号且明显倾向北宗的山谷寺湛然究竟是天宝年间的禅宗湛然还是自天台而来的湛然，似乎还不能完全确定，也不能完全排除原来的湛然已经辞世、天台湛然远来继其使命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