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相混使人大伤脑筋，笔者曾在《此湛然非彼湛然》一文中指出中唐时期存在着两个湛然禅师，一属天台，一归禅宗，然而由于读书无多，证据搜集不足，绕了很大的圈子来多方论证，还是难下定论。非但如此，还妄下“禅宗的湛然不如天台宗的湛然出名，只见于独孤及的《碑铭》，不见于后世禅宗及他派史料，可能他是在山谷寺潜修的禅者”[1]的结论，今日思之，实令人汗颜。
其实禅宗的湛然虽然确实不如天台宗的湛然出名，但也并非泛泛之辈，其名字也绝非只见于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不见于禅宗及他派史料，其实在学者熟知的禅宗史料中，就有关于禅宗湛然的明确记载。
偶览《宝林传》卷八所载房琯（697—763）三祖碑文，见“非别驾李公，孰能权舆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钦，寺主崇英，都维那湛然，禅师道幽，孰能保护营卫”之句，为之一振，原来禅宗湛然的名字早已出现在房琯所撰碑文之中，而且在天宝之初他就已经是山谷寺的都维那，为寺中三纲之一，算是地位较高的高僧了。
那么天台宗的湛然是否有可能在天宝年间到过舒州，并担任山谷寺的都维那呢？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据《佛祖统记》，天台湛然天宝七年（748）始于宜兴君山净乐寺正式出家，如此天宝五年（746）天台湛然尚未正式出家，当然没有可能在大寺中任维那之职。若依《宋高僧传》，天台湛然于天宝初年登僧籍，如此他也有可能在天宝五年以前出家，然即便如此，湛然寿七十二，腊三十四，据此他受具足戒的时间当在天宝七年（748），一个未受具戒的沙弥同样没有可能任此要职。
天台湛然固然没有可能在山谷寺任维那，那么房琯的碑文有没有可能是伪作呢？《宝林传》的可靠性一向是不被认可的，其中所收的碑文也因此受到怀疑，如法琳所撰的二祖碑文就颇受垢病。以为非法琳之作。虽然独孤及的《镜智禅师碑铭》提到房琯撰有三祖碑文，但是此碑文并未收录于《全唐文》及其他史料中，只见于《宝林传》，是不是智炬自撰或误收的伪作呢？
《宝林传》虽然并非全然可信，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以大胆怀疑而著称的胡适先生也认可这一碑文的可靠性，并指出其证据就是其中所述的西土传承是不同于《宝林传》二十八祖说的八代说，若非房琯实有此碑，《宝林传》是不会自造一个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碑文的。
《神会语录》中有与时任给事中的房琯的问答，据《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天宝五年擢试给事中，其与神会相遇大概就在此年。《宋高僧传》更有神会于洛阳图绘六代祖师影像，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的记载，似乎房琯是忠实的南宗的信徒。虽然此类达官贵人未必倾信一家一派，但是房琯比较倾向于南宗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不能由此肯定房琯撰碑是受了神会的托付。碑文之中无一言提及神会，同样也没有提到北宗，大概是房琯故意回避，以免陷入两家的纠葛之中，这与后世独孤及公然为北宗争正统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他在当时北宗势力连天的环境下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表现出完全站在神会一边的意思。
从碑文本身来看，房琯撰碑不是受了南北宗哪位大师的请托，而是应一位白衣处士的要求而作。文称“缘何其言镂金石，垂之不朽？有处士樊定超，不远千里，来访三居，乃梗概其晦明存时之寄，死生自在之异，岂伊言字，能语至极”，这段话语意甚明，是说有位名叫樊定超的处士千里来访，将三祖大师的事迹等有关情况告诉房琯，才使大师之事得以镂之金石，传之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