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照，可知《略序》是说智药三藏于天监元年（502）说此预言，劝村人造寺，即宝林始建之时有此预言，其寺成于天监三年（504）。而《别传》则谓天监五年（506）始成，且于其年有此预言，是强调宝林建成之时预言。依《略序》，惠能应于咸亨二年（671）三十四岁时住宝林寺，因为自天监元年（502）至咸亨二年（671）正为一百七十年。《别传》则谓咸亨四年（673）正应此预言，是说自天监五年（506）至咸亨四年（673）为一百七十年，实则只有一百六十八年，可能是将宝林寺建成之年弄错了，若依《略序》成于三年，则正应其数，《别传》误作五年，故而有两年的误差。
《别传》的错误显而易见，然为什么错得这么厉害却须细究。由于《别传》认定六祖于咸亨年间到黄梅，并认为其始居宝林寺，次年离开曹溪往见五祖。故将公认的六祖三十岁至三十四岁初次居止曹溪说配上咸亨年号，由于弄错了一百七十年预言的始点，只能是将错就错，故意将一百六十八年说成一百七十年，因为假如从天监五年（506）算起，始居宝林寺之年就是上元二年（675），依次年离开曹溪至黄梅，就根本说不通了，因为这样就到了仪凤元年（676），五祖已经去世多年，而且六祖应该出家受戒了。
可以肯定，六祖三十至三十四岁间初次住止曹溪是正确的，一是如此符合法海《略序》，二是与《别传》五年避难说相应，三是与《宋高僧传》咸亨初年、《传灯录》咸亨二年（671）离开曹溪说一致。而《别传》为此乱配的咸亨年号则是错误的、不应采纳的。
六祖咸亨年间确实曾居曹溪，也在其间离开曹溪，但离开曹溪后是隐于四会、怀集，还是往黄梅求法呢？或者说遇刘志略究竟在得法前，还是得法后呢？大概得法前遇刘志略说始于《别传》（实则为《宝林传》）之误记。依前所述，六祖得法后在家居六年侍奉母亲，三十岁时至曹溪遇刘志略，为无尽藏析《涅槃经》义，后又为众请居新建之宝林寺，但此时乃至仪凤元年（676）见印宗法师之前从未暴露过身份，故村人和无尽藏等只道他是一个天机自悟的农人，不知道他就是五祖传人。乐昌石窟的远禅师和诵《投陁经》的惠纪禅师皆不明底细，还劝他到黄梅学禅。也许六祖离开曹溪及辞别远禅师、惠纪禅师时亦言去往黄梅，实际上却是到四会、怀集避难于猎人队中去了。《别传》这部分内容可能取自《宝林传》，智炬以假为真，遂成六祖咸亨间至黄梅之误说，此说恰恰又与王维《碑铭》中的模糊说法相应，故为《宋高僧传》《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所采，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实录了。
如此咸亨年间说并非可靠。再看二十四岁龙朔元年（661）说。曹溪原本、《略序》皆云六祖龙朔元年二十四岁至黄梅。此说与王维《碑铭》、柳宗元《碑铭》一致。然而曹溪原本有的版本中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即在悟法传衣门中有“汝去三年，吾方逝世”之语，依此则六祖至黄梅又应在咸亨年间。这大概是由于后人对王维《碑铭》的误解使然。原本中此语可能是由于后人见一卷本《坛经》（敦煌本）中有“三年勿说佛法”之语，又据《碑铭》“吾且死亦，汝其行乎”之意，遂成前语衍入原本。因为原本中说得很明确，正是龙朔元年辛酉岁六祖至黄梅，又有“一十五载”和《略序》辅证，不可能有此自相矛盾之言。如果说原本编撰者对五祖卒年毫无所知，这种可能性恐怕不大。因为编撰者显然为六祖一门传人，对六祖及禅宗历史相当熟悉，不可能不知道五祖卒年。即便假定原本编撰者不知此事，依六祖龙朔元年至黄梅推之，则五祖应卒于龙朔三年（663），如此五祖早在咸亨年前就去世了，亦不应有咸亨年间说。
